[艺术杂谈] “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书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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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件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革命中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第三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先进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如此密集的三大事件，如果链接起来看，就是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无论从物态文化到制度文化，还是从行为文化到心态文化，都与原有的形态大不相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可以说在同一根脐带上呼吸。

旅居海外的老一辈学者周策纵先生以研究五四运动史享誉学界，认为五四运动的时限，“最低限度可以扩充为1915 到1924 这十年……我之所以把1924年定为五四运动的下限，主要是因为是年国共正式合作，着手以武力和党的组织推翻北洋政权，所牵涉的是军事与党派斗争，与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思想运动已有所区别。”①

这一阶段，学术界一直注重文化形态，尤其是精神和思想方面。因此，我们不妨以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并以其影响为线索，对认识新文化语境下的书法文本形态可能更有意义一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尽管他们在书法创作中走着传统的路子，但在新文学和白话文语境中，以手稿为主的书写依然是书法的一种形态，创造了新文本，提供了新参照，开拓了新境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文本问题，是制约当代书法发展的突出瓶颈。透过百年蜕变的历程，对缺乏文本意识和生活感受力不强的当代书法，我想当有诸多启示。

梁启超 东坡词

中国书法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创作中对文本的凭借和依托。无论任何时代，只要你创作的是中国书法，都必须遵循汉文化的特征。书法文本，是指遵循汉语言文学规律，并以其为依托的书写载体。

有两个重要元素不容忽视：首先是汉语言文学的载体性，其次是笔墨的书写性。汉字能成为艺术，书法具有审美性，写什么？如何写？在问题情境中调动艺术感知，文字与笔墨相互生发，从而拓展了书法艺术的多维时态，这是其艺术生命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

新文化运动

影响下的书法形态

发轫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物态文化方面触及较少，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真可以说是革故鼎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特点是“运动”方式， 具有突现性，狂飙性，时效性。

新文化运动的实绩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主要成果是新诗和白话文，新诗和白话文产生了大异于往昔的文本，书写方式从传统形态转换为现代形态。书写未必都是书法，而书法尤其是文人书法，一定会受其书写行为的影响。况且，从大文化的角度审视，书写对书法的影响，也许不会骤然见效，但暗含了这门艺术隐性变异的韧性潜质。

当然，新文化运动是因“文学革命”而带出了书法，仅限于书写方式的改变，还没有触及到书法本体的深层，如笔墨、点画、性情、神采、气韵以及形制等。所以，在论述中，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职业书法家吴昌硕、李瑞清、曾熙，遗老郑孝胥等传统文化形态下的书法家除外。

鲁迅 手札

下面，选取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参与者，并纳入受其新思想影响的人物，来看其书法形态。（见表1）对表中一些情况的说明：

1、表中受新文化影响的人物，不是思想家、革命家，就是学者、作家和诗人，都是多重身份，可见书法与文化关系之密切。其大量手稿，是民国书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形成当代书法文本的参照物。

2、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无论他们身份如何，手稿都是新文体、加标点，而书法创作却非常传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3、胡适、鲁迅等人用书法表现自己创作的新诗时，好用标点和新形式。毛泽东、郭沫若在题词、自作诗词等书法表现上喜欢加标点，成为书写习惯。书法文本价值特殊。

4、钱玄同既是“废除汉字”的倡导者，又是“汉字横写”的首倡者，还参与制定国语罗马字，整理规范简体字，可他在书法上又非常传统，新旧矛盾集于一身。

5、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以碑派大家的身份，提倡标准草书，以“易识、易写、标准、美丽”为四原则，身体力行，上世纪30年代对草书进行革新，其背景是南京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其思想与新文化影响有密切关联。

6、于右任的“标准草书”是从实用到艺术角度的创变，而大多数人的书写，主要是通过白话文本带出的，与书法创作关系不大，但可从文本角度得其创变信息。

7、使用新式标点未必适合中国书法，但其新思维不无价值。先贤的得失，就是后人的创变契机。

8、书法家于右任、沈尹默、台静农之外，陈独秀、鲁迅和长寿的郭沫若、毛泽东、沈从文可当书法家看。

从表中人物看，无论他们寿长寿短，处于大陆还是海外，受单一还是多元文化影响，在书法创作上，其文本都属传统型，是传统文化形态下的艺术。而新诗、白话文本和新的思想、理念，则可以直接连通当代，启发书法艺术创变之路，为当代书法文本提供有益参照。

表1 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书法形态举隅

郭沫若 手札

新文化运动

对书法影响微弱的原因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颇为巨大，可以说，从旧的道德、体制、习俗、生活等方面几乎产生了颠覆作用。有些冲击是致命的，如在打倒“孔家店” 的呼声中，文言文中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就被钱玄同批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

客观来说， 从“文学革命”到“五四运动”，乃至于后来一系列社会变革，无不打上新文化思潮的烙印，其间的功过，兹不赘述。奇怪的是，最为传统、古老的书法艺术，却几乎处于无人“革命”的“真空”状态。从本体意义上来说，并未产生根本性动摇。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玩味的现象。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文化身份的需要。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都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的，他们自小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书法已牢牢印在他们文化心灵的深处。尽管他们学贯中西，曾沐浴过欧风美雨，但依然具有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书法根植于他们的骨子里，不可能也不会剥离出来；并且，书法作为文人身份的象征，在母语文化情境中，具有重要的认同作用。

其二，书写工具的需要。科举制度虽然终结，但从书写需要上，毛笔仍然是他们重要的书写工具，同时，书写从使用工具层面上，处于当时环境中的那一代人，具有自觉、无意识的延续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践行者，本身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们清算的是传统思想，而非手中用于讨伐传统的工具。再者，新旧文化之间，具有天然的缓冲承续特点。

其三，文人生活的需要。在文人生活中，写稿、写信、题词、酬答都离不开毛笔的挥洒。一旦某种文化因子进入人们的生活，终生挥之不去。在那个时期，书法仍然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精英层，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法也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他们虽不是专门的书法家，也不以书法出名，但笔墨功夫都非常好，如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而他们的白话文本，只不过是对新文体表达的适应。

胡适 手札

其四，书法审美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说， 还成立以沈尹默为会长的“书法研究会”。无论从传统还是新观念看，精英层形成了书法艺术审美的共识，因此，书法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开启民智、表现个性、陶冶情操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作为“国粹”的书法，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保护作用。

其五，超意识形态的因素。毛笔从实用上说， 有其工具性和物质属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新文化运动中毛笔发挥了正面工具的作用，并被赋予精英文化气质，从而提升到艺术层面；而后来的“文革”，则是最典型的负面事例，利用、滥用毛笔的工具性，革掉了文化的命，更何谈艺术？从审美上说，书法作为艺术，其不仅超越工具，而且超越意识形态，是创作者托情寄性和人格精神的载体。

其六，自身矛盾的因素。新文化运动不到十年时间，从学术上看主要成绩是文学革命，在稍纵即逝的这个时段中，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口号大于实际行动，个人情绪大于文化理智，如废除汉字之声不绝于耳，但终因认识上的偏颇而不了了之。尤其，从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看，自身就充满矛盾和悖论，这就决定了他们和传统不可能一刀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书法实现了新文化运动人物共同接纳，均无异议，且还是“中毒”太深的传统艺术。陈独秀认为文学能改变社会，作为新文学的群体，也许他们认为新文学完成了阶段性使命，也许他们的热情已经消退，也许沉潜的传统情结浮上心头， 也许还有其他种种原因，无论如何，唯有书法融入他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延续着一代学人永久的风范。

陈独秀 隶书七言诗

当代书法文本与问题

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到1980年代前后。随着“文革”的结束，文学承担了思想先行的任务，在深沉的反思中，发出了突破坚冰的呼啸。随之，美术界也通过自己的创作，开始了当代表达。

如在美术新潮运动中，“1979 年春季现于北京街头的‘星星画展’是中国美术现代变革的先声，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让人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②其实，书法界应早一些，《书法》杂志1977年6 月在上海试刊，虽然预告了当代书法曙光的来临，不过观念上并没什么新异之处，整个书法界仍属于传统恢复期。

总体看，书法界与文学、美术相比，反应迟钝，观念陈旧，思想上是滞后的。历史总有惊人相似的一幕。为什么又是上海？和白话文产生的那个时代一样，新文化运动发轫于上海，《新青年》 徙于北京而形成运动中心。《书法》杂志创刊于上海，影响全国。

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于北京成立，1982年《中国书法》创刊，当代书法重镇北移且稳固了根基。这两件事，相隔60余年，都与一个人物有关， 那就是沈尹默。

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入主北大文学院，沈尹默是介绍人。而创办《书法》杂志的周志高、方传鑫、刘小晴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应该说，这是一种文化精神链。

然而，书法界仍然缺乏思想引领，更谈不上文本探索。1981 年，尽管姜澄清在《书法研究》上发表了《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章，对书法予以价值重估和审美定位，开启了当代书法审美思潮源流，引发了持续数年的书法美学大讨论。1986 年， 李泽厚尽管在《中国书法》上发表了《略论书法》一文，同样在书法界引起强烈反响。③但是，他们几乎都从艺术角度，聚焦于“书法是什么性质”这个话题。

沈尹默 手札

诚然，当时的主要问题，是为书法争取艺术地位和身份，文本问题还未显现。而随着展览机制越来越完善，从艺术角度把展览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时，书法同时流失了人文书写和生活书写，与精神距离越来越大。当代书坛出现了无法突围的精神焦虑。传统也罢，现代也罢，面对当代人的生活，文本成为书法人最棘手的问题。此种问题的出现，不妨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一是文学淡出，文化精神不再眷顾。当代作家、诗人、学者基本上与书法没有多少关系，反之，书法界亦然。没有精神高度，就不可能有艺术高度。“中国文化选择了以汉字为载体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因中国文化而博大精深，这种互动影响，使书法和文化具有天然的情感。从而使书法上升到‘人化’的高度，产生‘道’的追索，出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从这种意义上说，书法必然以文化为归宿，舍此，别无选择。”④当代书法与文化身份剥离，一大批书法家已经成了职业写手， 不再是文化人。

尤其，当生活物质化、时代电子化的今天，他们无法使生活与书法联系起来，只能求助于外在的笔墨呈现，文本源枯流竭，创作捉襟见肘，更遑论有价值的创新。

二是思想浅薄，缺乏文本意识。在当代书法演进中，展赛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教育教学成为展赛的推助器，学术成为展赛的点缀，批评变成了捧哏，思想等同于新潮，并成为时尚快餐。在这种氛围里，学术引领缺失，技术绑架思想，艺术沦为浅薄。

大思想家未必是大艺术家，但大艺术家必然是大思想家。蔡邕、钟繇、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既是大艺术家，也是大思想家，所以他们的作品有时代高度。而当代书法由于思想浅薄，认识不到文本的价值和作用，书法没有文化支撑，出现同质化、制作化、庸俗化等问题是必然的。

三是远离时代，书法文化生活缺失。书法家与生活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自己的生活，可称之为内生活；一个是社会的生活，可称为外生活。

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物，既有能力完成内生活的书写，又有热情担当外生活的关注。他们的手稿和书法创作，无不充满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对白话文本的贡献，就是他们表现在书写上的时代特征。

而当代书法家感知生活不仅迟钝，还比较固执。大多书法家梭往于尘俗中，静不下心，缺失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生活，制约了书法的深度发展。他们在各种思潮中随波逐流，生活与他们可有可无。他们没有切入现实的能力和勇气，书法的目标，就是唯展赛马首是瞻，或者停留在伪古典的情境中，延续着一种自以为是的虚拟情境。

于右任 手札

四是教育短视，书法功利化现象严重。书法学科一直属于美术的子学科，近期才变成独立的一级学科，书法教育在中小学似有若无，在大学里归类杂乱，在社会上成为培训机构赚钱的噱头。

当什么学校都能招收书法学生，当什么人都教学生书法的时候，表明书法只有利益，而少艺术；只是工具， 而少人文。我总以为，书法应归之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对国粹的传承和光大，是属于人文素质的综合性艺术，是美育，是德育，是国家文化战略人文教育的重要元素。如果把它放到历史的、文化的、人格的、未来的高度来认识，文本问题和时代书写会逐步得以解决。

五是误识书法，忽视书法文心。当展览几乎成为当代书法表现的唯一平台之后，各式各样的文本看似荟萃于斯，丰富多彩，实则正好显示出当代书法文本的匮乏、雷同、陈旧和谫陋。岂不知书法创作从来是与文本相生发的，且正是其艺术灵光显现的契机所在。没有原创能力，不能推陈出新，就不可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孙过庭语），也就只能在形式上做文章，形成所谓“展览体”。

文本能产生新的书法表现方式，而光凭书法是不能产生新文本的。忽视文本的感情导入，强调所谓纯粹的书法表现，就艺术论艺术，本末倒置，自以为是，则只能低空飞行，甚至很可能是伪艺术。

总之，我们仍然要强调生活，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从历史来看，经典书法都是生活艺术化的杰作。就书法与文本的关系来说，《兰亭序》是一场诗酒盛会的意外收获；《祭侄文稿》是一次奠仪的原始稿；《寒食帖》是一份落魄者的诗抄。

最真的情感最真的诗文产生了最感人的书法，而这笔墨和文思，在作者肚子里激荡了不止千折百回。文本和书法，岂能割裂？即如王铎、傅山留下的许多高堂大轴，不论何样的文本，无不弥漫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气息。大量的民间书法，那是更广阔、更原生、更质朴的生活记录。它们不仅是艺术品，也是文献和历史，是具有多重身份，多维观测的文化艺术遗产。

所以，是生活拉动了书法，升华了艺术。要产生真正有生命力、属于当代的艺术，没有对生活介入的能力，很难想象为后世留下什么。让书法回到生活，靠生活拓展书法，使书法回到书法，是当代书法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谢无量 手札

启示与出路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文化运动尽管与书法关系不大，但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启示非常多。最主要的启示，就在于其提供了思想利器和文本参照。这两个方面， 足以激活当代书法的创变思维和多元出路。因此， 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1、树立自觉的文本意识书法艺术的自觉，不仅仅是临帖和创作状态中的自觉，日常书写行为的养成和生活的书法化、艺术化尤其重要。在当代，我们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文化形态有相似之处，同处在白话文的语境时代，因此，不仅对这样的语境不陌生，而且本身早已置身于其中，只不过我们在书法生活和创作中没有自觉思考罢了！

至今，在当代书法家中，还没有产生具有一定文化品格和艺术品位的文本。尤其在白话文应用如此之久、之广的时代，几乎没有书法家在文本意义上自觉进行探索。实际上，胡适、鲁迅等人的“非书法创作”文本，就有不少可供参考的信息。我们之所以提出文本的重要，就在于它具有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标本性，是艺术家个性成果对时代的贡献，从而上升为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风貌。

2、实现信息时代的书写突围一边是铺天盖地的物质世界，一边是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基本上结束纸本时代的今天，想有所作为的书法家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信息时代实际上是物态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促使人们更新观念，预示着书法新形态的跟进和变化。

晓谕天下是电子技术的特长，传情达意是生活书写的专利。人类对艺术的需求是天生的，因为人类的感情也是天生的。手工书写的情感表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其产生的审美机能，依然美丽动人，温暖人心，弥足珍贵。请所有热爱书写的人，冷静对待身边的一切，拿起带有自然生气的毛笔，优雅地书写生活，人的精神将会达到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突围。

3、涵养书法家的文化身份书法本身是文化的，而从其艺术性方面来说，亦从属于文化。没有不含文化的艺术，也没有只强调艺术，不讲究文化的书法。当代书法人的文化身份，比书法家的身份更有价值。

因为文化可以使他们探源导流，感受万象，养气弘道，产生艺术发展的驱动力。艺术是挥运者感情的自然流露，是人对象化的本真表达。古人早已揭示出“笔迹者界也， 流美者人也”（钟繇《笔法》） 的道理，即书法笔画之美，自人而流出。故不能把书法的文化和艺术对立起来，或者本末倒置。书法家有深厚的文化支撑，就有“兴观群怨”的能力，就能追求“技进乎道”的自由境界。这是一条所有艺术家无法回避的道路，古今如此，将来亦复如此。文化对艺术的发展，具有永恒的指向力。

吴昌硕 手札

4、倡导生命意义的生活书写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生活是创造的源泉。书法家如果对当代生活无动于衷，没有能力去感受，技术再娴熟，形式再花样，都不可能有生命意义和当代意义。所以促使书法家对当代生活的感受力、领悟力非常重要。

当代书法家，应该尽量减少无意义的书写，读书、体验、感悟、表达应成为日常功课。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手稿之所以成为人们收藏的热门，就在于他们的笔迹中有生活气息，有生命意义。所以前面提到的“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生命意义的书写。笔迹因“文而化之”，因感情而升华为艺术品，书法家更应懂得此中真谛。

5、在健康审美中解决时代难题当代书法的审美是什么？是自以为时尚的“丑怪恶札”？是毫无道理的水墨实验？是千人一面的媚俗之作？都不是。因为这些假大空的东西，是艺术自戕，是故弄玄虚，是无病呻吟，是社会浮躁风的折射，是文化浅薄时代的畸形怪胎。

享用传统固然美妙，但和唐宋元明没有什么两样；套用西方手法固然新奇，则不伦不类的审美大为遗憾！书法家要匡正时弊，在树立健康审美之风中破解难题。比如说，我们面对繁简字的问题是不是处理得心安理得？面对键盘时代是不是还束手无策？面对现代汉语的使用是不是逃避现实？诸如此类，应多多反省，以殉道精神，建设真正具有时代意义的审美新风尚。

刘海粟 手札

6、重视艺术思想的引领作用当代书法的发展，绝非书法家的事，要形成作家、理论家、组织者、教育家主动参与整合的洪流。吸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力量，发挥正确理论的导向作用，改变观念滞后，创作跟风现状，凭睿思和智慧，靠良知和责任，遵循艺术规律，积极挖掘探索，突破当代书法发展的瓶颈，引导书法家沿着真善美的方向创作。

书法家必须要有自己的艺术思想，在任何时代，艺术家虽然不是专业的预言家， 但他们情感的神经必须扎根于古今中外的深层，面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大众，在现实感知中，伸出先知先觉的时代触须，生长出不辜负这块大地的粮食。

注释：

①周策纵：《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11 月第1版，第2-3 页。

②李运抟：《现代中国文学思潮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10 月版，第88 页。

③姜寿田：《书法导报》2012 年1 月18 日6 版。

④杨清汀：《从文化形态到艺术形态——当代书法的蜕变与困因》，《中国书法·书学》2016 年第8 期，第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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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汀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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