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有“书圣”之名，他的书法作品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其书法艺术展现了“坐而获逸”的士族风流，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影响范围覆盖日本等汉字文化圈。
王羲之的代表作品有《平安帖》、《兰亭集序》、《丧乱帖》等，然而，至今市面上没有出现他的真迹，而目前所发现的作品多是后人临摹作品，即便如此传世依旧稀少，且每个临摹之作都是稀有国宝，市面上屡屡拍出上亿元的高价。
在上海博物馆中就有一幅王羲之的唐临摹本，其名为《上虞帖》，如今已是镇馆之宝，可见其价值之高。可能有人会诧异，凭什么唐代的临摹之作就有这么高的文化地位？如果是王羲之的真迹，那岂不是价值连城？
王羲之的“书圣”成长史
王羲之公元303年出生于琅琊王氏，先祖是西汉谏大夫王吉，其家族中走出了九十二名宰相、六百多位名仕，可见其家族有多牛，正是在这样的家族中，王羲之从小就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熏陶。
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两晋的重臣，最先提出东晋王室南渡，不过在南北战争中不幸丧命。不过其叔父王导是辅助东晋江南立国的功臣，另一个叔父王敦掌握着兵权，一时间形成了“王马共天下”的局面。
年幼时，王羲之的天赋就展现出来，叔父王敦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即为阮裕，为人聪慧好学，颇有盛名，王敦将王羲之和其相提并论，也是对他才华的肯定。
据称东晋太尉郗鉴来到王家挑选女婿，王家子弟听闻后纷纷打扮了一番，希望能有个好印象，唯有王羲之敞开肚皮睡觉，对其不当回事。门生将所见所闻汇报给太尉郗鉴，郗鉴听了后大喜，点名让他当女婿。
不过王羲之对待政治并不感兴趣，年轻时一度不愿意当官，伯父王导多次督促他入朝为官，但任性的王羲之选择了游山玩水，远离家乡。王导无奈，只能写信给他，表示家族子孙人才凋零，希望他能发挥聪明才干，维护家族利益。
然而，王羲之却仍是拒绝，最后王导只能让其岳父郗鉴劝导，在郗鉴的苦苦劝说下，王羲之这才无奈来到了政界，出任了第一个官职秘书郎，这一年二十三岁。
26岁时，王羲之调任会稽王友，尽管这个职位没什么实权，但地位高，等同于王府三公，通常是博学多才、品德高尚之人担任，而会稽王就是晋元帝幼子司马昱，王羲之能在此任职，可见其能力突出。也正是这段经历，后来的司马昱对王羲之十分信任，上任之后让其担任军政要职。
不过王羲之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只是被逼进入仕途，反而更喜欢书法。早在七岁时他就跟着师父卫夫人（姨母）学习，卫夫人师从楷书创立者钟繇，她尽管为一介女流，但书法却自成一派，娟秀清婉，其名声非常高。
正是有了名师的教导和学习，王羲之在书法上才能进步如此之快。且卫夫人在教学上独具特色，她并非死板的教导，反而是让王羲之从自然界中寻找灵感。
王羲之的悟性极高，在师父的熏陶之下很快写出了一手漂亮的字。不过当看到“草书鼻祖”张芝的书法后，他有了要追赶张芝的目标，并发誓一定要赶超对方。
因此，王羲之总喜欢游山玩水寻找灵感，从自然中找到字的走势。每天从外面回到家后，他总会去门前小溪清洗砚台，洗的时间长了，原本清澈的水塘都被染黑，正是在勤学苦练中，他的书法日益精进。
担任会稽王友的六年里，因王羲之工作清闲，有足够的时间练习书法，其书法水平进步神速，并走上了成熟期。
当时的楷书、今草、行书这三种新的书体创立时间并不长，王羲之可谓生逢其时，在这3种书体上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成为集大成者，后世难以超越。
而王羲之的传世书法，多为和士族名流之间的往来信札，其书法形式简洁洒脱，以行书为主导，时有草书、楷书夹杂其中，体现了士族风流的创作艺术。
而“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于公元353年3月3日创作，这一年殷浩北伐失败，司马昱的威望遭到了打击，权利被桓温架空，而王羲之的老对头王述在桓温的提拔下担任扬州刺史，成为他的顶头上司。
因没有殷浩、司马昱的支持，此时的王羲之政治上失利，且常常被王述打压，他心情郁闷，和谢安、孙绰等41名高官，来到绍兴兰亭聚会游玩，会上提出每个人写诗一首，王羲之再为其写了序——《兰亭集序》。
因有感而发，王羲之书法上颇有灵感，写出了让人惊艳的书法，就连第二天他自己看了后都吃了一惊。王羲之又拿着笔写了几张，始终没有那样的感觉。
之后，《兰亭集序》被代代相传，传到了第7代子孙智永。不过智永当了和尚后，没有后人，因此它又被传给了弟子辩才。
李世民知道后，派出御史乔装打扮骗来了这幅作品，并将其临摹送给皇亲国戚，临终时还将其陪葬，使得至今都不见其真身。
因王羲之是晋朝人，距离当今时代太过于久远，存世的真品少之又少，不过因他的作品太优秀，唐宋书法家临摹他的诸多作品，这才让今天的我们见证王羲之的书法。
因唐朝和晋朝年代相近，且临摹逼真，因此被书法界视为“下真迹一等”的稀世珍宝，如今存世的临摹本也十分罕见，一问世必然是镇馆之宝。
国宝被丢垃圾堆6年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上虞帖》，千百年来一直被各方珍藏，起初收藏于南唐、北宋、元、明等皇宫内库里。不过到了清初，因战乱原因流入民间，收藏家梁清标高价购买，到了清末时被存于程定夷之手。
民国时，《上虞帖》又经历了多次买卖，解放后辗转到上海静安区一个收藏者手里。本以为它可以静静存放在仓库里，但“文革”到来后，那些“造反派”挨家挨户进行搜家，并从收藏者的柜子中搜寻出来。
收藏者欲哭无泪，但他不敢有什么怨言，只能默默看着自家的无数珍宝被装进麻袋子中，丢到卡车之上。当时，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都因“破四旧”被损坏。
不过《上虞帖》并没有被损坏，反而因“造反派”不知其价值，认为不过是字画有什么大不了的，结果放到了市文物清理组的仓库内，被存放了三年之久。
1969年8月，林老总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要求各地加强战备，避免敌人的突然袭击，并动员老百姓“深挖洞、广积粮”。
同年10月，上海市文物清理组接到上级指示，抓紧处理抄来的各种文物，如果是一级文物，抓紧进行转移，而二级文物则移交到上海博物馆，品质差的交给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卖给国外换取外汇。
就这样，上海文物部门组织了一批专家对搜集来的几百件文物进行挑拣。然而，因形势紧急，没有太多时间，专家在挑选上不是太细心，很多文物价值被低估。
而《上虞帖》正是被低估的那件，不知是谁鉴定为赝品，并列为“作价处理类”。也就是说，等挑拣工作结束，“作价处理类”文物将会被出口国外换上外汇。
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发现，很多文物价值低估，如果这样下去，可能会有一批国宝流失海外，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为此，文物局又成立了“出口文物鉴定组”，对即将出国的文物进行二次核查，确定其没有太高价值后再出口。
正是这次复查，才让这个镇馆之宝被挑选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在国外拍卖会上。而慧眼识珠的人正是文物管理委员会万育仁先生，那个特殊时期，能在短期内识破这一重要文物，实属不易。
万育仁之所以识别出《上虞帖》的不凡之处，和他的从小经历有关。他是无锡人，1916年5月出生，十五岁时在亲友的推荐下跟着收藏家孙伯渊学习碑帖手艺。
因孙伯渊酷爱收藏，喜欢研究文物，万育仁在其的影响下，也对文物有了一番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慢慢学会了鉴别方法。
万育仁
之后的20年里，他装裱的字画、碑帖无数，尤其对古代字画感兴趣，且锻炼出了好眼力。新中国后，他来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从事字画、书法的鉴定以及传拓等。
被上级安排鉴定“作价处理类”文物时，万育仁压力很大，他知道一旦自己看走眼，可能就让一级文物流失海外，那样自己的罪过可就大了，因此他在工作时十分认真，不敢有半点马虎，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鉴别更多的作品。
为此，万育仁还特意加班加点，每天工作到凌晨，早上6点多就起来工作，争分夺秒鉴定送来的诸多文物，也辨别出了不少文物。
1972年时，万育仁从废纸堆中意外发现了《上虞帖》，第一眼就明显感觉到它的不凡之处，认为其书法颇有灵气，应该不是赝品，他对其反复琢磨研究。
发现这个字卷上有多朝皇家典藏章，如“双龙”、“政和”、“御书”等，这些印章也不简单，看上去颇有章法，同时，卷头写着“王羲之上虞帖”，应该不简单。
一番考虑后，万育仁决定将其带回文管会，请上专家进行鉴定，看看其真实来历如何。然而，当他急匆匆赶往文管会后，却被众多专家质疑。
原来，当时文管会、博物馆的资深文物专家谢稚柳、徐森玉“受冤”打入了牛棚之中，其他专家只是半吊子水平，并不是真的书画，纷纷表示它是仿品，没什么价值。
不过万育仁认为它应该是唐摹本，其价值非常高，应该是一级国宝。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这件文物才被留了下来，但之后再次被打入“冷宫”。
两位帝王盖章的真国宝
直到3年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复职”，回到了工作岗位之上。此时的万育仁在文物方面的认识更为精通，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个《上虞帖》不简单，应该是宋摹本。
随即他找到沈之瑜，希望馆长组织一批专家重新鉴定。
沈之瑜官复原职后，工作热情非常高，他听闻万育仁的要求后，当即对其表示了支持，并称如果本博物馆人才少，无法鉴定这个文物，可以送到北京，请书画类的专家进行鉴定。
听到这里，万育仁十分感激，他把《上虞帖》拿了出来，沈之瑜简单看了看，也认同万育仁的说法，不管是字体还是章法，都不像是假的。不过沈之瑜并非书画类专家，也不能断定这就是真品。
谢稚柳
考虑博物馆里没有书画类的人才，沈之瑜计划联系北京方面的专家，不过很快一件好消息传出，谢稚柳“解放”，恢复了人身自由。
沈之瑜听了后很是激动，毕竟谢稚柳是书画类的资深专家，由他出马必然不会错。
随后，沈之瑜派出了专人，将《上虞帖》送到谢稚柳家中，希望他能对其鉴定。谢稚柳看到这个字卷后两眼放光，他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字帖上面有着“政和”、“宣和”“圆形双龙印”，这些均为宋徽宗的宫廷收藏印。这就表明，《上虞帖》被宋徽宗收藏。
在古代，皇帝收藏书画字帖时，通常都会盖上自己的收藏印，以表达对这个文物的重视程度，必然是真品无疑。
紧接着，谢稚柳又通过装潢形式、收藏印记、书体进行鉴定，初步认定它是宋摹本，当场兴奋叫好：“在上海居然能发现这么好的东西，现在我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聚齐了，尽管是摹本，也足以珍重。”
谢稚柳对字卷下方的印记还不是太能明白，提出要再观摩一段时间研究研究，不能马虎大意。在几日的研究后，谢老这才发现那个模糊的印记应该是“内合同印”，这一发现让他十分高兴。
在字卷的右上角、左上角还有“集贤院御书印”，而它们都是南唐时期的内府收藏印，只不过一直以来只存在于史书中，并没有在书画作品见到它们。如今这两个印记竟然出现在一幅字帖之上，可见《上虞帖》有多珍贵，它在南唐的文物地位非常高。
不过目鉴只是第一步，之后谢稚柳又查找了多个文献，并对比了《淳化阁帖》临摹本，对帖文内容、流传过程等问题进行考证和阐述。
《上虞帖》原来是唐代的钩摹本，南唐、北宋时期收藏于内府中，而《淳化阁帖》正是以此为摹刻的祖本。紧接着，谢老又写了论文《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从而让这一国宝公之于众，引来了国内外书画界的广泛关注。
万育仁本以为它是宋摹本，没想它的时间更早，一时间激动不已，如果不是当年他执意要留下，恐怕这个东西就会卖到国外了。
不过他也十分自责，因《上虞帖》长期不被重视，结果导致破损比较严重，后来修复专家用上了“火烧法”等进行修复，修补十八处受损的地方，这才让国宝完美展现在世人面前。
当初将《上虞帖》认定为赝品的专家们，纷纷抱怨自己“有罪”，看走眼了，使得它遭受了这一磨难。
原来它是“请假书”
那么《上虞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字帖上有7行字，共计五十八个字，其内容为：
“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末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如何理解呢？意思是说自己夜里突然间肚子疼痛难忍，尽管想要和朋友见上一面，但因身体有恙，无法准时和其见面，对此感觉到非常遗憾。
而信里的“修龄”其实就是他的弟弟王胡之；而“重熙”为妻子的弟弟郗昙；“安所在”的安为谢安。意思是说，王胡之被任命为司州刺史，但还没有出发就病逝，王羲之需要及时赶回上虞处理其后事。
今晚是最后和朋友见面的时刻，只可惜自己肚子疼无法相见，错过了时机。至于谢安在哪里，他也不知道，最后感慨朋友之间聚会不容易。
从内容来看，这是一封“请假条”，因此也被称为《夜来腹痛帖》。其时间应该是公元356年，此时的王羲之五十四岁，因当时王羲之被桓温势力打压、排挤，再加上和王述之间不对付，因此公元355年主动辞官返乡，这之后，他和名仕们一同游览大好河山，生活很是快乐。
《上虞帖》长为二十六厘米，宽为二十三点五厘米，如今已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么它到底值多少钱呢？其实我们通过《平安帖》就知道它的价值。
《平安帖》最早是1947年一个买家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得来的，这个买家来到一个古玩摊位前，对这些书法作品随意地翻看，意外发现了这个看起来破旧的《平安帖》，摊主也不识这个宝贝的特别之处，就以5元钱成交。
然而，63年后的2010年，王羲之《草书平安帖》临摹本在北京一拍卖会上拍卖，起拍价为5500万元，引来了众人的竞拍，3分钟后就已叫到了8800万元，很快，就有买主要价一亿元。
在这之后，竞拍更是激烈，很快价格飙升至2.5亿元，现场沸腾起来，价格来到了2.7亿后，电话委托席迎来了3391号买家，此人报价2.75亿元，成功竞拍，加上佣金，总成交价3.08亿元。
《平安帖》共计四十一个字，也就是说一个字七百五十万元，它是王羲之送给朋友的祝福，表达了岁末年初时对友人的怀念，不过也有说法是写给女儿，希望女儿回到娘家过上几日。
如此来看，《上虞帖》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价值必然会超过三亿元。
很多人好奇，为何王羲之的真迹没有出现过呢？为何市面上只有唐宋临摹本？其实早在王羲之在世时，他的书法就被人称赞，不少人跟风收藏，而王羲之的死对头桓温儿子桓玄就是其中之一，他依靠武力收走了王羲之不少作品，但篡位失败后遭到了追杀。
桓玄一路逃到了长江，并携带着王羲之的作品投江销毁。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对王羲之的书法很是欣赏，四处收集其真迹，并保存在宫中。
谁知公元544年，南梁遭到大军围攻，梁元帝选择跳进火海，但他却将“二王”书法携带身上，就这样数十年收集的王羲之真迹焚毁。
到了唐代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流世已非常少了，唐太宗为了收集其真迹，可谓是重金奖励，还骗来了《兰亭序》。据史料记载，李世民搜来了2290卷王羲之真迹。
然而，到了五代十国时，出现了一个“摸金校尉”温韬，此盗墓贼几乎将唐代的帝陵盗了个遍，结果王羲之的真迹再次遭到了洗劫。
北宋时期，因靖康之难，金军将北宋皇宫的无数珍宝掠夺一空。这之后，世间就再难见到王羲之真迹，因此今天的拍卖场上，即便是唐摹本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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