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献给母亲的歌——贲庆余

　　去年赵华胜出版了画集，画集很精美，反复地看，好像听到了一支熟悉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是的，四十多年的劳作，证明了他的人物画创作、他的革命历史画、乡土风情画以及近年创作的领袖肖像、科学家肖像、文艺家肖像系列等作品，正是一位有良知的艺术家，一位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家，献给母亲——党、人民、袓国的颂歌，一支充满了真情的歌。
　　一、圆梦
　　在画集的后记里，华胜深情地说：“要用整个生命去圆这个梦，用灵魂和毕生的心血去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个梦就是要使中国画与时代结合，这个使命就是要表现新的生活与新的人物。立下这志愿的时候他才17岁，还是位东北鲁艺附中的学生，但是又是一位有着一定影响的小画家了。那时他与同伴们合作的组画《白手起家》以及稍后创作的《电缆工人攻尖端》等作品获得了成功，社会反响很好。中国美协领导华君武同志喻他为“东北的小老虎”。

　　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要与时代结合，早在20年代就为先贤们提出了。当年鲁迅先生曾就什么是中国的新的文艺提出过一个精辟的看法，他说新的文艺应该是敢于大胆地、真实地、深入地看取人生，并能写出它的血和肉来；而旧的文艺则只为消闲，为艺术而艺术则是消闲的另一种形式。这种有着明确启蒙目的的文艺观，不是凭空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文艺派别之争，实质上是历史的呼唤。整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生死搏斗的世纪，历史主流要求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解放，改变做奴隶任人宰割的命运。文学、艺术当然不可以置身于世外。于是出现了一批勇敢的先行者，其中国画人物画家徐悲鸿、蒋兆和等大师的新人物画创作就诞生于三四十年代，成了示范的经典。但真正成为气候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使艺术反映现实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东北鲁艺继承了鲁迅的衣钵、延安的传统，现实主义艺术根基深厚，在那个年代里，鲁艺师生曾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新人物画，反映现实、反映历史也都有了一定的深度。那时整个学院创作气氛浓厚，而且重视理论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科学的艺术方法。华胜有才华又勤奋，他在这个环境中，从附中到本科学习了九个年头，从基本功到创作都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他的成才不是偶然的。
　　四十多年过去了，华胜在为人生而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艰辛与痛苦的磨炼，也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与绿草的芳馨，接过了先辈们的接力棒，也曾登上巨人的肩膀领略了成功的喜悦，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他坚信时代总是会给人以丰厚的回报的，历史是不会亏待人的。70年代华胜生活在鞍钢基层，创作了一批反映钢铁工人劳动、学习、生活的人物画。其间以创作两套连环画——反映长征的《伟大历程》、反映东北抗联烈士事迹的《赵一曼》为契机，曾沿长征路线深入生活行程两万里，沿抗联活动路线收集素材，到达过长白山区和大兴安岭。大量的革命历史资料和动人心魄的烈士斗争事迹，激发了华胜创作革命历史画的热情。于是在整个80年代华胜完成了以《中华儿女》为总题目的大型组画，塑造了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魏拯民等民族英雄的形象。同时以画长征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形象为起点，酝酿了系列领袖人物肖像的创作。此外还画了许多乡土风情、历史传说等作品。进入90年代是画家更为成熟、创作获得丰收的年代，代表作有《肝胆相照》、《正义的胜利》、《盛世》等。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中国画展”及“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画展”以及庆祝香港回归大展中均获大奖。而在这段时间内陆续创作成功的领袖系列肖像《民国风云》、《江山多娇》、《世纪大潮》、《走向新世纪》、《霜重色愈浓》、《与共和国同在》等作的出现，则是华胜创作高潮中的点睛之笔，也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研究探讨的话题。

　　《民国风云》、《江山多娇》、《世纪大潮》、《走向新世纪》是联系缜密的一套组画，都是近两米高，四米长的大型人物画。在不同的历史氛围的典型环境中刻画了革命先驱孙中山与宋庆龄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历史巨人的形象。每个人物都个性鲜明、形神兼备，具有典型的意味。其中画得最好的，我以为是创作于1995年的《世纪大潮》，人物、环境都是典型的，意境深邃，既是真实的又融入了浪漫的色彩。画面上大潮汹涌、气势恢宏，谱写出一种壮美、欢畅的情调。小平同志健步向我们走来，满怀信心地环顾着世界。这是一位勇于实践、勇于开拓的世纪伟人，有着机智干练的大政治家风采。其他三幅也各有特色，如孙中山的坚毅性格、宋庆龄的庄重优美的风度、毛泽东的大思想家兼大诗人的气质、江泽民的安详沉稳的神情等，刻画得都很到位。更重要的是如把四幅画连起来看，精练而形象地概括了百年来我们民族复兴斗争的历史，表现了20世纪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三次伟大历史性转折。今天我们说“富而思源”、“富而思进”，这“源”和“进”，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方向，都可以从这批领袖组画中得到启示和精神上的鼓舞。1997年，华胜将这批领袖肖像系列创作在首都军博展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得到国内外传媒的广泛关注。美洲大型华文日报《侨报》以整版整幅的版面发表了这四幅领袖系列肖像，并写了热情的评论，说：“（这四幅画）大气磅礴，动人心魄，鼓荡着民族雄风。”《江山多娇》、《世纪大潮》、《走向新世纪》还被国家有关部门制成金箔画珍藏品，作为国家级礼品赠送国际友人；被邮电总局、集邮总会制成纪念张、纪念封以迎接新世纪。《世纪大潮》荣获“祖国万岁世界华人书画艺术大展”大奖，在人民大会堂由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授奖。迟浩田同志亲切地对华胜说：“非常感谢你画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是人民给予艺术家的崇高评价，是华胜实现了自己艺术价值的体现。华胜用40年的不懈追求，兑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和追求。
　

　二、谈谈政治与艺术
　　艺术要从庙堂走向广场，好像是一种趋势，其实庙堂也好，广场也好，关键还是为什么人，如果是为人民的，既可以占据庙堂也可以走向广场。2000年6月，在天津市现代化的、整洁而亮丽的经济开发区入口处——镇海桥上方，竖起高8米、总宽77米的巨幅国画三联画《江山多娇》、《世纪大潮》、《走向新世纪》。这是一座广场上的纪念碑，也是一次倡导精神文明的创举，这是人们企盼已久的“火炬文艺”、“号角文艺”的生动例证。我们说文艺应是民族精神的火炬，应是人民奋进的号角，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经济实力做后盾的落实。高悬于镇海桥上方的领袖肖像巨制，不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号召，而且是一种强烈的艺术形象的感染、熏陶，为中国画与时代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与此同时，华胜的系列革命历史画、乡土风情画、领袖肖像画计50幅的“世纪伟人”画展在天津国际会展中心展出，市委市政府将这次画展作为一次爱国爱党的教育活动，组织各界群众包括学生和战士进行参观，三天观众达三万人。这又一次证明了为人民的艺术、优秀的主旋律创作，体现出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魅力的中国画人物画创作，是为人民所欢迎、所需要的，它从艺术上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遵循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而实践的新成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世纪之交，出现了一批质量很髙的表现人民领袖形象，表现他们历史功绩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这代表了广大人民强烈的审美需求。华胜的创作适时地加入了这个行列，是有它的必然性的。用世纪的眼光来衡量，人们会清醒地看到站在历史前列的人民领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理想、智慧的集中体现。百年来中国人民从当奴隶到做主人的悲壮而光辉的历史，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复兴，都可以从他们的功绩和形象上得到印证。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历史铸就的形象，也是气质高尚、富于人格魅力的，是美的，是典型的，也是个性异常鲜明的。这不是神化而是一种历史真实的复归。用百年的历史眼光来看，20世纪的中国是出人物的年代，历史造就了一批批杰出的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层出不穷，而且形象也各具特色，堪称是美的源泉，正是艺术家尽情描绘的对象。华胜的革命历史画创作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如《正气千秋》、《北国红叶》、《肝胆相照》、《历史的一页》、《血竹》以及近作《十大科学家》的肖像组画等。这批创作还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体现了史家严峻的史识，融会了诗人火一般的热情和画家敏锐的形式美感，是真、善、美的统一。他的画政治倾向鲜明，同时艺术上也符合规律。人物画的要领是画出人物的性格来，画群像还要组织好人物性格、形象特征的互相呼应、对比的关系，要画出人物在规定情境中的感情、动作的鲜活美感，因而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历史的一页》画西安事变的结果，达成了有历史意义的国共二次合作，三个历史人物并排站在一起书写了这一页。其中周总理的英气、张学良将军的帅气，刻画得逼真到位，不仅肖像是美的，而且全身一正一侧的动势也是美的，人们正是从这里看出画家塑造人物形与神的功力。《肝胆相照》是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而作。华胜选择了一个新视角，画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在大后方广交朋友，做统战工作的业绩。这幅历史画以“团结就是力量”为主题，塑造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一大批爱国民主志士的集体肖像，他们的整体形象概括了从辛亥革命到全民抗战的一大段历史。他们之中有辛亥老人，有爱国“七君子”，有民主党派领导人，有国民党派人士，有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贤达共二十多位。画中以青竹为背景，以肝胆相照为题名也颇有诗意。抗战之所以能胜利，共和国之所以能建成都与这团结相关，这个主题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我很赞赏华胜能抓住这个主题的魅力，更羡慕他能一下子集中这么多非常值得人物画家动情的典型人物形象，并组织得互相映衬得这么自然这么美，这种机遇是画家难得的。能得到这么美，估计出他们潜在的价值，脱离不开科学的历史观与艺术观，一句话——脱离不开政治。我们所说的政治，其实就是一切关乎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也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本质内容和历史运动的主潮。五四以来的或百年以来的艺术珍品、经典的传世之作，基本上都是随历史的主流前进的，这是它们的艺术生命所在。正如爱国诗人、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样：随着历史主潮前进的艺术，是常青的，而不随历史主潮前进的艺术，将会在某个小小的湾汊之中涸干而死，历史是会作出科学的回报的。淡化政治是一种偏向，泛政治化曾经影响我们艺术的多样化，可以把那个泛字去掉，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则是无法去掉的，也不应去掉，现在倒是应该着重地讲一下为好。淡化论者只淡化意识的政治，另一方面的政治，那种消解主流意识的政治，却在天天讲，被人为地吹捧着，人们要有所警觉。

　　三、谈谈传统、革命文艺的传统
　　华胜的母校情结很浓厚，画集出版首先赠给鲁迅美院和他的老师、同学们，这是一份很珍贵的情结。可以说没有鲁艺传统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华胜这一代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艺术家的成长。鲁艺的革命文艺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鲁迅的新兴美术运动、抗日救亡爱国主义文艺运动的承继者，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实践者。这个传统从来不把艺术孤立起来看，不相信有什么纯而又纯的艺术，而是要求艺术与历史发展的主潮结合，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中一支极富于战斗力的部队，一支文化的战斗队。做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1998年鲁艺建校6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我读到了一位东北鲁艺前辈艺术家的诗，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传统：“窑洞群星移北疆，烽烟指处是课堂。飘飘巨旆遵鲁迅，浩浩雄风继救亡。凛冽冰天传火种，沸腾热血谱新章。于今桃李满天下，一代学风百代扬。”华胜的艺术成就，是这首诗的很有说服力的注脚，说明这个学风是有着旺盛活力的。鲁艺的艺术教育，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小鲁艺与大鲁艺的结合；用鲁艺前辈蔡若虹同志的话来说，是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与生活斗争的结合；是学习、借鉴与生活体验的结合。它突破了旧式艺术教育从课堂到课堂、从技术到技术的局限，摆正了艺术的源与流的关系及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东北鲁艺的教学严格遵循这一方针，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教给学生专业艺术技巧的同时给了他们一个科学的艺术观。当年学生搞创作时，下乡生活是最大的乐事，打起背包就走人。与人民共命运并不影响你的才能、个性的发挥，相反给了你一个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华胜的艺术就有了精神上的后盾，有了理论上的支撑点，有了一颗坚实的事业心，有了信念与智慧、汗水、才能的结合，创新就会沿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这样，华胜艺术上的成功就不是个偶然的机遇了。其实，机遇也在寻找有准备的人。华胜人物画深深地植根于东北的肥沃黑土之中，他的艺术有人民的支撑，有生活的灵气，充分体会到源头汲水的甘甜。他的写生能力、速写能力和构图能力都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在生活中发掘美的能力是画家最重要的基本功。他擅于画人的动势，抓瞬间的美感，这也是长期画连环画锻炼出来的特长，因而他的人物写生生动活泼，很耐看，为他的大型人物画创作打下很实用的基础。大型组画《中华儿女》中众多的抗联男女老少的战士形象，差不多都有生活的原型，大都来自长白山区的老乡们。《转战》一画很壮美，虽然表现的是极端艰苦的抗联战士远征的故事，但仍有一种乐观的英雄主义的氛围。那凛冽冰天的景色，原始森林中风吹倒木的奇异的枝叉，有的如刺向青天的利刃，有的如翻腾奔走的龙蛇，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之中，战士们的队伍或隐或现……这里有着华胜到林区采风的切身体验。《北国红叶》也很有特色，赵一曼、魏拯民两位烈士形象有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风度，而赵尚志烈士的形象，憨直朴实有着东北汉子的力度。这个形象的塑造参照了烈士哥哥赵尚朴的形象特征，是华胜特意去烈士故乡采集上来的，华胜是视真实为艺术生命的。

　　四、新的创作模式、新的笔墨技巧
　　以传统的创作模式和笔墨技巧，表现当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是有困难的，必须在继承的前提下加以革新，创造新的模式与技巧。华胜的人物画创作多是大型的、多层次、多人物的，而且有些还是重大题材，纪念碑型的，因而他认为首先要把握住整体的力度，强调阳刚之美，不要浸沉于小的笔墨情趣，要抓住大的意境。为了深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心路历程，在笔墨的运用上，宁肯朴拙一些不要平滑，用有力度的多次皴擦的技巧替代那种水分滋润的小趣味。要跳出只重写意水墨画的局限，从秦汉博大朴拙的艺术风格中，从永乐、敦煌的人物塑造中，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以及从外国的优秀人物画创作中觅取新的营养。他结合自己实践的体会提出了“强造型”这个观念，笔墨要服从于人物造型结构的需要，注重塑造出人物的结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构图上的结构关系，要从结构上下手：表现出造型的力度，传达出一种壮美的感觉。华胜作画时有一种犹如雕塑家塑造立体多维的形体的感觉，下笔如斧劈，常常保留着笔触的肌理效果。画大画时，在人物周边还留下一些矾点，增加古朴苍劲的味道。华胜画的人物一般要比真人大一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塑造人物的能力，把人的性格特征、人的思想感情强烈动人地描绘出来。“尽精微，致广大”，以精雕细刻的性格塑造来传达人物的神采，这里形与神是统一的。我曾有幸观察过他作画的过程：在一座闲置的空荡荡的俱乐部舞台上，贴着一面墙竖起3米髙、7米多长的大画，画中真人大小的人物，有十来个正向我们走来，画人物面部表情时要登梯子。华胜常常直接在宣纸上用木炭起稿，大笔一挥就在稿上用墨了。他不拘小节，画上也常有尚未掸掉的炭痕，他造型很准，着重画人的大的气势和动势，很快能画出人物的大形，但在画人的面部、双手的表情时又非常的细心，最后也很有办法收拾画面，保持整体的效果，因而完成一幅大画的相对时间是快捷的，但也得用上几个月的时间。如果一年完成三幅大画，他就得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借住在外边，用去的劳动量是惊人的。看着他往来奔波，上下舞台，登梯子作画，要画很大很多的人物时，我忽然想到这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画教堂的天井画的样子。华胜的大型人物画创作的规模、语言特色、形式美感，都具有一种纪念碑式的感觉，这是传统人物画不能具备的，这与他找到与此内容相结合的恰当的创作模式和笔墨技巧有关，形式内容是融于一体的，他的源于切身艺术实践而提出的经验之谈，也值得我们重视。

　　五、人民、母亲
　　鲁迅先生有句箴言：要像强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强烈地拥抱着所憎。鲁迅要人爱憎分明、是非分明，但在目前，无是非、无爱憎，淡化、躲避矛盾成为艺术思潮中一大流行病。华胜的创作逆这种潮流而上。八九十年代以来，他不断地画革命历史画、革命领袖肖像，不断地画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的肖像，画人民大众的乡土风情，仅大型的、有着重大主题的人物画创作，就有五十多幅了。一个艺术家一生之中能画出一两幅有重大主题的成功之作，也可以满足了，而他却一直这么画，画了四十多年。这种韧劲说明了他有一种强劲、深沉的爱，这是对母亲的爱，对党和人民的爱，这是有缘由的。
　　华胜钟爱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有着牺牲精神的母亲，她有着艺术的天赋，有着自己成为艺术工作者的前途，但毫无怨悔地当了一辈子普通军工厂的工人，全部的心血都花在培养儿女成才的辛劳之中。华胜童年生活在伪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春市，父亲是位贫穷的厨师，近40岁才结婚，又多病，最后长期瘫痪在床，主要靠年轻的母亲操劳维持生活。当长春围城时期，为了维持全家活命，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偷渡国民党设的卡子去解放区换粮，最后一次被关在卡子外面，从此与华胜一家断了联系。这时华胜还不到十岁，家里还有两个小弟弟，只好与父亲一起乞食为生。结果一个弟弟病饿而死，最小的弟弟为寻食而走失了，当华胜与父亲也即将饿死的关头，长春解放了，解放军为穷人分粮食，安排工作，还为华胜家找回来失去的小弟弟。至今华胜对当年身穿蓝色宽大干部服的解放军干部形象还留着非常清晰而亲切的印象。这时，华胜的母亲在解放区因艺术天赋已成为东北文工团团员，正准备南下进关。当得知家人平安的消息后，为了抚养儿子们成人，毅然放弃了进关南下的机会，回到长春分配到军工厂当了工人，养活了全家。华胜的母亲喜爱艺术，把这种素质全部传给了华胜，尽全力为他创造条件，音乐、美术、文学都是华胜喜欢的东西，在中学里又遇到一批好老师，因而长处得到发挥，曾成功地指挥过千人大合唱，在中学里创作的连环画被报刊发表。当1966年鲁艺曾成功地指挥过千人大合唱，在中学里创作的连环画被报刊发表。当1966年鲁艺附中到长春招生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1961年华胜因《电缆工人攻尖端》与《让洼塘变富仓》、《新苗》等创作的成功，还是学生的他被选为辽宁美术家代表团的成员去长春市参加东北三省美术家代表会议。期间，学院院长张启仁与赵梦朱、陈尊三、乌密风等四位教授特意去华胜家看望他的父母，当看到他的父亲病瘫在床，他的母亲只就着咸菜吃一点苞米面饼子的情况时很感动。院长张启仁当即决定做华胜的入党介绍人。当年鲁艺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集体荣誉、集体主义精神。当华胜创作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需要提高专业水平、掌握传统技巧的时候，有众多的师友做他的后盾，许多老教师把着手教他传统技法。著名国画人物画家王盛烈有句话：“笔墨是表现力。”使他至今不忘，使他坚定了活动笔墨，创造自己新技法的信心。

　　华胜来自人民，他与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这是他创作成功的最基本的保证。1997年他画了一幅人物画《盛世》，这是为迎接香港回归而作的。这里的山村农民形象、民间艺人的形象都是从多年生活积累中提炼出来的。《盛世》表现的只是农家乐队的一角，雪花纷飞之中白发的老乐手与壮年汉子们合奏一曲农家的“欢乐颂”。吹的是东北特大的唢呐，身穿民间节日盛装的孩子们点缀其间，一派欣逢盛世的欢欣，用火暴、泼辣、粗犷、嘹亮的乐声传达出人民的喜悦。在华胜的人生历练中也曾下到底层，当过饲养员、赶过大车，也曾被人轻蔑过，他以顽强的努力使这一切成为过去，甚至成为一种财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体味。90年代初曾画过一组以牛为主角的创作，其中《耕耘图》、《载月行》画出了牛的倔强，牛的力量和奉献。《载月行》中的老牛有功劳，头上系着红缎带，牧人们要养活它一辈子。从这点上看，华胜是很熟悉东北民间的民俗的，这种审美的观念，完全是老百姓的，这画也是为了老百姓的。
　　华胜的历史画创作中，常有母亲的形象出现。《国难》中的巨大母亲头像，呼唤着牺牲者的英灵，呼唤着生者起来斗争；《转战》中的主要角色女战士背着自己的孩子，艰难地前进；《正气千秋》中的赵一曼，在魔窟斥敌，正义凛然。塑造这一肖像的唯一根据是烈士的一幅遗照——烈士怀中怀抱着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救国牺牲了一切，奉献了一切。画家正是通过自己的创作，流露出对母亲的挚爱与忠诚的。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艺术属于人民”，这是真理，但是它与人之间任何真理一样，要人们通过斗争去争取，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华胜的人物画、历史画创作就是为实践自己的事业理想而奋斗出来的一批果实，也是党与人民这位伟大母亲培育出来的有着时代意义的艺术花朵，值得人们珍视。华胜的人物画还有一个特征，他向往美，这美表现在他创作中对人物性格美、气质美、人格美的不懈追求上。他的粗犷是美的，他的婉约也是美的，这不是粉饰什么，而是对生活、对人民、对理想、对信念的尊重。真实与理想是对立的统一，是相辅相成的，画纪念碑式的大画，更需要理想的成分。恩格斯论文艺复兴时期需要巨人也产生了巨人时，有段话很有现实意义，说那些人具备着巨大的思想与热情，坚毅不拔的性格，学识渊博而多才多艺，为了追求科学与真理，不怕冒险，不怕孤立，不畏权势。他们的特征是都处在时代的运动之中，在实际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一定的立场上斗争着，有的用舌，有的用剑，有人则两者并用。大家熟悉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都是这样的巨人。在新的世纪，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还没有完成，我们也正处在时代的运动之中。作为一位人民的艺术家需要有一个坚实的理想和信念，这甚至比对美的追求，对艺术的追求更为重要。这信念是一个人的情操、精神、人格的集中体现，是非常热情、非常执著的。华胜的纪念碑式的大型人物画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就在这里。
　　这是献给母亲的颂歌，对于华胜的创作来说不是虚词，也不是过誉。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艺术生命甚至是自己的生命，确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人民给予的还要回归于人民。
　　艺术家突出的个性与才华，有如闪光的露珠，晶莹可爱，没有这些不成为艺术。但，仅有这些终究是单薄的，如果将这一滴水投入到人民与历史的海洋中去，化为拍岸的惊涛，它将发出撼人心灵的力量，久久不会消失。历史上一切经典作品、经典艺术家都是这样奋斗出来的。
　　望华胜永葆自己的艺术青春。

贲庆余鲁迅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同泽书画研究院顾问，
原鲁迅美术学院学报《美苑》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