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石夫
郭石夫,一九四五年生于北京,祖籍天津。以大写意花鸟画享誉画坛,并兼擅山水、书法、篆刻、诗词及西洋绘画等,于戏曲上造诣尤深。郭石夫先生的花鸟画博综集粹、渊源广大。其画风沉雄朴厚、古雅刚正,磅礴而不染犷悍之习,洒脱而内具坚贞之质。凡一花片叶、寸草拳石,莫不深合理法,备极情态,实为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领域树立一代典范。郭石夫先生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在现今的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恰是风华正茂,已显出他们自身的实力,其艺术正处于蒸蒸日上、渐入佳境的成熟期,被学术界喻为当代中国画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从“文革”跨入新的时期,经历了从“大一统 ”思想到多元共存的变化,并且一开始就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下接受了多样的文化滋养。这一代的艺术家有诸多特点和优点:他们对“艺术”的体会更加厚重、更加深刻,肩负着传承和创新的双重任务。幸运的是,他们个人艺术的成熟和时代的繁荣邂逅,这也预示着中国迎来了一个艺术繁荣时期。画家郭石夫就属于这一代。艺术家因艺而传,是其本分,作品对艺术家而言,只是其个人才智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全部;对于不属于作品的那一部分,往往被欣赏者忽视。但是,正是那“不属于艺术作品”的一部分成为生成艺术作品的源头,而一个人的艺术历程实际上是真正左右其艺术成就和决定其艺术走向、将来命运的主要力量,这在画家郭石夫身上可以得到最鲜明的例证。为了更加明了地解析郭石夫的生活和艺术历程,我们将分为四个时间段来一一评说。
2016年 紫牡丹图 136x53cm
20世纪四五十年代
一个好的艺术家并不是哪一位老师教出来的,而是各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在特定的氛围里使自己的天性得以很好的发挥,也就是说找到适合自己的角度,充分使自己的潜能得以舒展。1945年3月4日,郭石夫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祖籍天津。父亲擅长书法,酷爱京剧,算是名票。受外祖父、外祖母影响,族人以读书为荣,连女性也不例外,家族中出过第一届女子大学的学生。郭石夫从小便随母亲到戏园里看戏,咿呀学语时期便时常受到京剧传统文化的熏染。其二兄郭韵荣,系富连成作科学生,工青衣花旦。其外祖母蔡心冰,原名蔡济澍,祖籍浙江绍兴,系书香世家,毕业于女子师范学堂,曾任北京某中学校长,写得一手好字,善书楷书、行草,善绘花鸟,成为郭石夫的书画启蒙老师。他8岁开始随外祖母蔡心冰学画,父亲送他一套珂罗版《故宫名画》,督促他每日临习,多临、多看,以自学为主,有机会也带他求教于名家。启蒙便是中国画,标准便是故宫藏画。郭石夫说他小时候特淘气,初小三年级后,辍学在家,为此只有小学三年的学历。后来拜70高龄的京剧宿老张星洲学戏,工架子花脸。上午在家向先生学戏,下午根据京剧样书和先生的指导学画脸谱,后经梁子衡先生介绍,在荣宝斋寄售脸谱画、整装人物,后来发展到北京、武汉、上海三家。公私合营后,郭石夫每月都能收到近100元售卖所得,自13岁起以卖画为生,颇为不易。
郭石夫于画,基本上是自学。他不是典型的科班出身的艺术家,没有系统的学院学习,也从未拜过师。他在艺术上的成功不是优厚的绘画传统教育所成就的,而是依赖于自己的强烈生命意识和个性进行的不断的实验探索。正是因为没有经过学院所谓“系统”的学习,他缺乏这种当代画家所通用的“能力”,反而成就了他后来要做的事情。在艺术上,有时候缺失一些能力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具备了太多的能力时,反而往往形成不了真正的自己。从这个角度讲,郭石夫是幸运的。但他说他有两个老师:一个老师是荣宝斋,一个老师是故宫。荣宝斋是免费的“博物馆”,故宫有系统的古代书画陈列。他把他所喜爱的石涛、八大、吴昌硕的画默识于心,心仪为师。京剧与国画都是国粹,有许多共同的美学。受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石夫自幼便在这两所传统的艺苑里徜徉留连,同文化人在一起扎堆儿,深深地埋下了民族艺术的根,又以极好的悟性生出艺术的芽。有没有这民族艺术的启蒙,以及这根的深浅如何,将决定一个艺人的一生。郭石夫后来回忆说:“我小时候接触过会馆,它是各地的知识分子来到北京科举赶考聚集的地方,这本身对我小时候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我又是生活在北京的南城,南城从清代开始基本上就是汉人居住的地区,这个地区会馆多、文化设施多,琉璃厂、古玩店、字画店等等,包括一些手艺人、戏剧家、演员等等,大部分都聚集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为我的人生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郭石夫堪谓京城里的幸运儿,当时,众多既有国粹涵养、又有新文化素养的画界精英云集北京,为当年画坛“京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老北京的文化氛围从那时起就已经悄悄潜地入了郭石夫纯真的心底,带给他无限的向往和渴望。他早年的生活体验及艺术的摇篮,成为他终生追忆的艺术理想,也使他获得了民族艺术的根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出于对绘画的钟爱,同时考虑到个人更长远的发展,郭石夫于1963年辞职回京。初回北京的郭石夫本打算报考中央美院,但当时北京的各类美术学院规定只招收应届毕业生,所以,回京后的郭石夫就只得经常自带着两个馒头到故宫绘画馆里学画画。读书、写字、画画构成了郭石夫当时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状态里,郭石夫在心中开拓着理想空间,寻找精神家园,把自己的艺术理想昭示在画幅中,也经营在生活里。他每周都要去看画展,从五代徐熙、黄筌直到清八家、吴昌硕,久久于祖先留下的绘画精品前流连忘返。此外,他还在故宫御花园中写生,那时的一些花鸟画习作,如保留至今的牡丹写生等就是在故宫完成的。画家郭石夫具有过人的悟性,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性文化教育。他率性而又文雅,才华横溢的他显然不适于一笔一笔地勾勒和填色。因此,他的画必然要走纵横奔放的路,而他那纵逸不群的性格也促使了他向这方面的发展。所以,他进入写意花鸟画创作时依赖的几乎不是技巧,而是强烈的自我意识。当时,荣宝斋陈列的朱屺瞻的作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最终对他走上花鸟画道路影响最大的却是吴昌硕。一次偶然的艺术幸会成为郭石夫对一位艺术家的一种必然的心灵会晤,为他深入研究大写意花鸟画的艺术精神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契机。郭石夫说,自己的画风直接受吴昌硕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吴昌硕都是他最为喜爱和尊敬的大师。
1966年“文革”开始后,所谓的旧美术、旧戏剧受到了政治批判。传统花鸟画是不被当时社会所认可的,所以,郭石夫只能是白天为了生计而工作继续画布景,晚上偷着画自己喜欢的花鸟画。郭石夫形容,那时,画画就像是“偷酒喝”,只能一个人关起门来独享其醇香。1970年,直言快语、生性耿直的郭石夫因议及江青随意为京剧演员改名而获罪,因家中挂有自己画的竹子,其中题有王维《竹里馆》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画竹笔法中的“介”字竹当成蒋介石的“介”字来理解,王维的诗句又被污蔑为反动诗而定为有严重政治错误,因此受到批斗。批斗过程中,郭石夫白天推铁屑,晚上关牛棚。1972年,从牛棚里放出来的郭石夫为了不被发现,周末就在家里拉上窗帘,画喜欢的大写意花鸟画。他住在只有几平方米的一个小房子里,还要睡觉、做饭,只好把床板、铺盖卷起来,趴在床板上画。“文革”十年浩劫,郭石夫在工厂里基本上就是一边搞宣传、一边挨批斗,然后一边画画。他认为,挨整的人没有石头精神是活不下去的,故将原名郭连仲改为郭石夫,又戏称自己为“顽石子”。卓越出自艰辛,郭石夫在“文革”中求静默、求沉潜、求境界,始终乐此不彼地在传统中穿梭、遨游,反复品味着传统文化的丰富要义和深刻内涵,解读、诠释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这种状态下,画家体会到了一种不仅仅属于个人的经验。传统文化孕育了郭石夫,而郭石夫也从传统的绘画语言中找到了与自己相对应的图像与符号。他在把握绘画典范所构筑的历史文脉时体察到了我们民族文化血脉流动的基本形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在经历了10年“文革”浩劫后,刚走上复苏、繁荣之路,却又遭遇了改革开放后西方文艺思潮汹涌而入的冲击。受当时国内情绪化的时流影响,艺术界很亢奋,因此,激进、夸张、矫饰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实际上,中国当时是处于一个突变性质的转变期,“八五新潮”就是在这样的情绪化背景下进行的。一时间,各种否定、改造中国画的理论和实践行为纷繁迭起,遂成一股潮流。这场波及整个中国画坛的潮流,应该说“动摇”了“业内”相当一部分的理论家和画家。人们怀疑这个传统无法撼动,各种各样对这个传统进行改造和偏离的创造性枯竭了——没有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人们便干脆宣称,艺术终结了。在这样一股风潮面前,许多人不是借风跟潮,就是彷徨犹疑或观望欲动。郭石夫并没有紧随“艺术革命”的脚步,而是固守于传统大写意花鸟画的范围内一点点去摸索,求新求变。郭石夫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的家庭,对中国画自身的文化品格有一种认同、有一种热爱。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中国画的这种理念,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还是‘八五’思潮,都没能改变我的初衷。”郭石夫正是因为自己有对民族绘画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灼见,才使得他能够远离时尚和流风俗韵。在东西方绘画的比较中,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审美理想和绘画观念,这种坚信使他感到了传统艺术的发展潜力,并且努力集研深究。他的绘画自信力不只是来自于本民族绘画的自觉,更是出于对中西双方艺术比较后的明析、对艺术本质的洞察,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对我国传统文化本体精神的认知影响到了他对艺术的态度,以及对自身行为和艺术品价值的取向。正如卢梭所说:“没有他人的帮助,谁也无法享受自己的个性。”毫无疑问,郭石夫深明此理。他试图将他仰慕的传统无限期地延续到未来,因此,他在艺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传统的回答,都是对传统的一次致敬。传统有其不可企及的魔力,郭石夫在无限地经验这种魔力,并且陶醉于这种魔力。用尼采的话来说,“他们因凝视过去的伟大而力量倍增、充满幸福,似乎人类生活是一件高贵的事。”在这种意义上,郭石夫对传统艺术的虔敬也是对当时艺术现状的拒斥和逃避,是在一定高度上的一种坚持,是一种对崇高艺术境界的追求和对自我审美价值取向的明了。“豪横人间笔一枝”是郭石夫引蒲华诗句的一方印章,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艺术家绘画风格的形成首先取决于艺术家的审美价值取向的出现,而郭石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印章里所出现的“豪横”二字即是他对自己艺术风格的定位,也为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的艺术发展搭建了艺术平台。
白梅 97×90cm 2002年
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到21世纪初,郭石夫的作品表现出他将自己所崇拜的徐渭、石涛、八大、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放在一个文化链上做系统的思考,又各个“击破”,解析每位的得失,将优点融入自己的艺术之中,是郭石夫大写意花鸟画艺术风格的锤炼期。对于艺术家来说,传统犹如空气,是他生命呼吸的来源。就艺术而言,传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链条,人们总是将艺术家置放在一个艺术链条中来衡量。一个艺术家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他处在这个链条中的某个核心环节,他决定了这个链条的编织方向,艺术史就是这个不能中断的艺术链条的编织史。或许,我们可以说,郭石夫是在源源不断地将一个作品进行不停息的复制、删除、改写、扩充、偏离、强化,选择性地挑选有刺激性的艺术要素。挖掘传统中的营养成分,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转化为艺术分娩的动力。传统就此变成了一种非常物质化的补品,它只有进入身体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作用。在此,传统,不是被全盘照收,不是被完全地固守和信奉,而是被挪用、被吸纳、被转化,从而变成了艺术家创造未来的源泉。由于强调自我个性的倾向,他对中国花鸟画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感悟。自在地远离法度的约束,使他得以自由地奔驰在个人的艺术世界里,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独特精神气质,在显露气性的破格的形式中包藏着独创性极强的生机。他在沉湎于过去经典的同时,也在期盼着自己辉煌的未来,他在献身于传承我国艺术文脉期间,无意中以对传统的眷顾的方式侧身于伟大艺术的行列。
墨兰竹石图 47×180cm 2015年
21世纪之后
21世纪之后是郭石夫大写意花鸟画艺术的成熟期。郭石夫所有学习的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那种与世界的原初的联系。在这种发问的“目光”探索之下,他所追寻的正是剔除掉隔靴搔痒的外围形式后,从感受的核心,寻找真切体验的贴切表达。书本知识、前人笔墨、个人经历以及自然恒久的表现将他与其永恒的艺术追求融为一体,综合出来的意象构成了他的绘画风格。我们现在文化的处境和对大写意花鸟画发展空间的寻找,成为推动郭石夫艺术创作的内在根源。郭石夫说:“中国画中的大写意花鸟画,是画家运用客观世界的花、鸟、草、木等画材能动地创造一种主题精神,是在人和自然造物之间找到的一种感情上的契合。”新的绘画表现方式的被发现往往源于对其所处时代的敏感,及对当下文化与环境的认识。通观历史,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演变都不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的取向,是社会人群审美观念的演进。作为中国画,如何坚持并发扬民族艺术的优长,又不失去时代审美的取向,这依然是摆在当今画家面前的一大课题。在这个阶段,郭先生能够运用非常地道的技法和认识去表现他对生活的感悟,并将这种感悟提炼上升为一种创作。这个阶段可以说是郭石夫表现感受的阶段,出了一大批好的作品,其个人面貌也在一步步地清晰起来。在2009年《中国画研究院花鸟回望专题报告》中评价郭石夫的绘画艺术作品时说:“您的画卓然不凡、淋漓奔放、苍古朴拙、美艳丰实,在贯通徐渭等诸先贤大家的同时,正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相连、相接而生,是继他们之后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主要代表人物。”郭石夫近年来的艺术作品如:《富贵当头》、《一天紫雪》、《荷》、《晨霞照临》、《春风动紫宵》等作品,让人感觉画家业已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一个对传统自觉发展的过程。郭石夫的作品融合各种表现语言于一炉,彰显出热情的生命赞歌与高昂的时代精神、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鲜明充沛的民族特点和恢弘博大的文化内涵,实现了花鸟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换。他的创造性就在于把握时代品格的追求和自然情感的充盈,使花鸟画更具有现代绘画的精神性,我们所感受到的是自然的幽深博大,感悟到的是生命的真性情。
2015年-红牡丹-137x33cm
郭石夫曾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自身创造的符合自己的这种文化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文化,这一点是被全世界所认同的。我们自身的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绘画。你有这样的一种认识,你就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有所吸收。因为我小时候学画、学戏的时候,老先生们讲起这些都是这样说的。出于这种认识,多年来,我在文化观念上一直坚持着这条路。由于这种认识,我就更热爱它、追求它。有了这个追求的过程,我才有了今天。”可以说,郭石夫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之所以在今天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不得不归功于,对人生、对历史、对宇宙的感悟和对绘画艺术独特的洞见能力。我们可以确信,郭石夫在“发挥中华民族绘画的优长,保持民族绘画固有的特色和东方风采,创造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之作品,使之成为人民精神之食粮”的这条艺术道路上会越走越远,用他自己的艺术历程来为我们进一步印证东方审美的巨大魅力和民族绘画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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