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林徽因避难李庄：重病、丧弟，穷到清炖衣服，曾频繁想到了死

林徽因在1940年，年仅三十六岁，跟随丈夫梁思成随中央研究院迁徙至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临行前，梁思成因前脚趾感染了破伤风，急需治疗，林徽因只能一边照顾丈夫与孩子，一边拖着自己虚弱的身体踏上征途。战乱频仍、交通不便，使得他们一行人整整花了半个月才到达李庄，而梁思成则在一周后才抵达。林徽因原以为在李庄最多只停留两三年，谁料这一留竟长达五六年。李庄不仅成为她生命中重要的驿站，更几乎成为她生命的终点。

迁居李庄，对林徽因而言，本质上是一种避难的选择。身处风雨飘摇的年代，为了避免落入亡国之虞，她与梁思成毅然踏上了这条艰难的道路。他们住在李庄镇外两里的张家大院。大院虽不宽敞，却同时容纳了张家全家、林徽因一家，以及营造学社的办公和宿舍空间。热闹的环境下，林徽因内心却深感孤寂。定居不到一个月，她的肺病复发，只得卧床静养。

生病后的林徽因常常高烧不退，一夜之间需更换多条毛巾。李庄医疗条件匮乏，药品短缺，每一次发烧，她只能咬牙坚持熬过。在她病痛最重的时候，噩耗传来——她的弟弟林恒战死。林恒是她同父异母的弟弟，自幼情同手足，父亲去世后便一直与母亲同住林徽因家中。林徽因拖着病体，悲痛万分，写下悼念弟弟的诗作《哭三弟恒》，那一刻，她切身体会到国破家亡的深沉痛苦。

此后，林徽因的病情日益恶化，身体一天天消瘦，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咳嗽不断。梁思成几乎无法认出眼前这个与昔日光彩照人的林下美人有何相似。命运多舛，梁思成自身脊椎病情加重，甚至不得不佩戴金属支架支撑上半身。病痛让原本书生气质的他瘦到了九十斤左右，形同枯槁。

生病需要休养，也需要经济支撑，而此时他们已陷入贫困。林徽因因买不起新衣，只得在油灯下为丈夫和孩子缝补破旧衣物与袜子。她的艰辛几乎无人知晓，后人通过回忆和史料才得以窥见。儿子梁从诫因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或光脚上学。回忆李庄日子时，他感慨那些农家孩子的麻鞋是如此令人羡慕。那时的梁从诫常常吃不饱，餐桌上的食物仅有糙米、茄子、缸豆、小瓜与辣椒。身为贵族家庭出身，他曾因忍不住偷吃母亲为补身准备的蜂蜜，被父亲严厉斥责。梁思成愤怒不已，因为这些滋补品是他通过变卖自己的钢笔和手表换来的，对于林徽因的生命至关重要。

命运的打击仍未停止。一次李庄水灾，将他们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全部淹没。这些资料是营造学社多年对古建筑的测绘与考察成果，倾注了无数心血，一瞬间化为泡影。面对这致命打击，他们甚至在孩子面前抱头痛哭，心如刀绞。

在李庄的六年中，林徽因唯一的安慰是与美国朋友费慰梅的通信。因特殊时期，她的信纸极为简陋，薄黄如旧，费慰梅一度怀疑这些纸是否用作包裹或废纸。为节约纸张，林徽因将信写得密密麻麻，无一处空白。费慰梅为她们忧心，曾在信中寻求帮助。与林徽因交好的傅斯年也曾写信求援，描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困境：梁思成因妻肺病卧床已两年，生活困苦不堪。而实际上，他们的困境远比信中所述更为严酷。

贫病交加的日子里，林徽因的心态日渐脆弱，孤独感笼罩着她。过去，无论身处何地，她总有诗人、作家朋友相伴，哲学家金岳霖等也常与他们同住。但自李庄起，她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她想谈文学，想聊诗歌，却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

孤寂和失落让她心情日益低落。她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坦言：有时我坐在那里，假装休息、假装交谈，实际上是在默默忍耐，别人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清。她在诗作《一天》中写道：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最后夕阳拖着影子也走了！我说：朋友，这次我可不诉说，每次诉说，伤我一点骄傲。黄昏黯然，无言离开，孤独、沉默，我投入夜的怀抱！她的心境逐渐崩溃，抑郁情绪不断加深。在诗作《忧郁》中，她写道：忧郁自然不是你的朋友，但也不是敌人，你对他不能冤屈！他是你强硬的债主，而你，是把灵魂押给他的赌徒……这些诗未曾发表，她不愿让外界看到自己的脆弱。林徽因一生总将美好展现给人，即使病倒，也会在合影时努力微笑，宛如健康时一般。

然而，她毕竟是普通人，无法抵挡病痛与国家危难带来的沉重压力。在极度绝望中，她曾想放弃生命。给费慰梅的信中，她写道：我觉得虚弱、伤感、极度无聊，当绝望铺天盖地而来时，我干脆什么也不想，像一只卷缩在干草下的湿母鸡，被绝望吞噬。她甚至开始想到死亡，身边的人都认为她无法活着走出李庄。在诗作《人生》中，她写道：……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然而，即便在如此困境下，林徽因仍未放弃。她拒绝了费慰梅的提议，不愿离开李庄去美国，她说：祖国正在受难，我绝不肯独自远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