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文典,这个人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几乎是一个带着锋芒与传奇色彩的存在。一代狂士,骨子里透着魏晋名士的疏狂气质,言行之间常有惊世骇俗之举,甚至坊间还流传他曾动手教训过常凯申的轶闻。真假难辨,却也恰恰映照出他那种不肯轻易低头的性格底色。 刘文典恃才放旷,性情直率甚至近乎刻薄,他骂过的人不在少数,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幕,便是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对沈从文的当众挖苦。当时正值日军空袭警报骤然响起,校园里一片慌乱,师生们纷纷奔向防空洞避难。危急之中,刘文典一边搀扶着陈寅恪先生,一边匆匆避险,偏偏在路上遇见同样奔跑的沈从文。

按理说生死关头,本应无心言语,但刘文典偏偏不肯放过这一刻,他带着几分冷峻与讥讽说道:陈寅恪跑,是为了保护中国的国粹;我跑,是为了庄子;学生们跑,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那沈从文你跑,又是为了什么?一句话既尖锐又刻薄,在紧张的空气中更显突兀,也让人见识到他那种不分场合的锋利表达。 众所周知,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极高,在文学史常见的谱系中,鲁郭茅、巴老曹、沈张钱的排序里,沈从文往往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在不少评价体系中位列张爱玲、钱钟书之前。然而在刘文典眼中,这样的文学声望似乎并不被认可,他对沈从文的评价近乎冷淡甚至轻蔑。

事实上,他的看不上并不只针对沈从文一人,对巴金同样毫不客气。有一次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评价巴金的小说,他竟故作思索状,随后干脆利落地抛出一句: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语气之轻蔑,几乎将对方整个文学存在感一笔抹去。 不仅如此,朱自清也未能幸免。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但在刘文典的评价体系里,却被压到了极低的位置。他甚至曾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将学术地位换算成大洋:在他看来,陈寅恪是真正的大师,应值400块大洋;自己不过半个教授,可取40块大洋;而朱自清,则只值4块大洋。这种带着戏谑与自我调侃的排序,既显狂态,也透出他内心对学问等级的极端划分。

从这些言论中也不难看出,刘文典并非没有敬佩之人,他真正推崇的,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他心中,陈寅恪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高度,是他自认无法企及的存在。而这也侧面解释了他为何对沈从文、朱自清、巴金等人颇有微词——在他的价值判断里,这些人更多属于文学创作领域,而非他所尊崇的真正学问。在他看来,文学创作本身并不足以等同于学术深度。 除了这些学术争论,刘文典与闻一多之间也曾有过交锋,不过在这段关系中,他并未占得上风。刘文典有二云先生的外号,所谓二云,一是云南火腿,一是云南土烟,他对此颇为痴迷,甚至近乎生活信仰。1943年春,为了筹钱购买鸦片,他曾前往普洱,为一位盐商之母撰写墓志铭,以此换取润笔费用。当时学校多次催促其返校,他却置若罔闻。

闻一多作为中文系主任,认为此举有失学者体面,主张将其开除处理。最终解聘书下达,刘文典不得不面对现实。事后他曾试图前往校长张伯苓处求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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