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但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理财专家。要维持一个三十口之家的庞大家庭，并且资助子女留学海外，单靠文学收入显然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开支。然而，梁启超并不是依靠写作来赚钱的，他具有深厚的投资眼光，可以说是文学界最具理财才能的人之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与康有为被清政府通缉，不得不流亡海外。最初的日子异常艰难，后来看似困境更为严峻，妻子李蕙仙也赶到日本，人口增加了，开销自然也随之增大。梁启超的经济状况一度非常拮据，生活异常艰辛，日常餐食也仅仅是米饭配咸萝卜，最糟糕的时候就靠清水煮白菜蘸酱油度日，过得非常困苦。
不光是饮食方面难以满足需求，居住条件也相当简陋。随着家人的到来，住处变得更加逼仄。然而，幸运的是，一位华侨慷慨援助，提供了位于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怡和山庄”别墅，借给梁启超暂住，这才稍微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环境。
但资金仍然短缺，幸运的是，康有为凭借自己的机智，创办了保皇会，并通过杜撰光绪“密诏”来吸引海外投资者为救助被囚的光绪帝筹集资金。这些资金使得康有为开始了投资活动，其中包括在上海创办了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
与康有为依靠外部资金进行投资不同，梁启超的方式则简单得多。他擅长写作，便以文稿作为技术入股，获得了新民丛报社三分之一的股份。实际上，初创时，《新民丛报》的大部分主要文章几乎都来自梁启超之手，而该报社在当时的年轻人中极受欢迎，甚至连毛泽东在年轻时也特别喜爱《新民丛报》。
由于报纸的畅销，报社赚得了丰厚的利润，而作为股东的梁启超也自然获得了不少收益。在1902至1903年间，他通过报社的红利收入超过了上万银元。
民国成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了《庸言》半月刊，第一期就售出了超过一万份，且有不少续订，这成为他的一项可观收入来源。如果每期能卖到两万份，梁启超年收入五六万银元也不成问题。
凭借着这份收入，梁启超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质量，还能够提升居住条件。他在天津建立了由两座现代化的三层小洋楼组成的住所——饮冰室，这也是他晚年的住所。
此外，梁启超还在民国初年担任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尽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月薪也相当可观，大约三千银元。他同时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每月也能得到四五百银元的收入，但这些对梁启超来说并非主收入来源，因为他的版税收入远超这些。
民国初期，许多文人靠版税生存，而在众多文人中，梁启超的版税收入无疑是最高的。他与商务印书馆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并且他的稿费也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名人。例如，鲁迅和胡适的稿费仅为每千字六银元，而梁启超的千字费用高达二十银元。他的书籍《历史研究法》等也为他带来了40%的版税收入，每月的版税收入大约有5000银元。
除了文稿收入，梁启超的投资眼光同样独到。他不仅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还积极投资房地产、购买公债等。他还常常建议子女购买长期公债，尤其是七年期的公债，利息可高达一分八厘，回报可观。
梁启超的子女也在他的经济支持下享受到了留学的机会，尤其是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希哲，后者曾担任民国的加拿大领事。梁启超不仅经常将银元兑换为美元，还指导女婿投资美国理财产品，获得丰厚收益。这些收入不仅支撑了他家在天津的生活，也为梁家子女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
梁启超的家族经济稳健，使得他能够为子女们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儿子梁思永、梁思成、梁思忠等均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在历史上实属少见。梁启超对孩子们的资助也从不含糊，不论是资助他们自费考古实习、旅游结婚，还是深造留学，都毫不犹豫。
尽管梁启超的收入可观，但他个人的生活作风非常简朴。除了写作，梁启超最爱打麻将，但他打麻将并非为了赢钱，而是认为麻将可以激发他的思维，帮助他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据说梁启超的麻将手气并不算特别好。
此外，梁启超还时常通电全国，这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活动，因为清末民初发电报的费用非常高，一次通电全国就要花费上千银元。尽管如此，梁启超依然坚持每年几次，这也表现出了他对公众事务的关注和对国家未来的思考。
梁启超的财富来源清晰、正当，远不像一些同代人那样通过与权贵的交易获取财富，因此他对章太炎晚年的做法不屑一顾。而康有为则在光绪帝的名义下，巧妙地捞取了大量资金，过得舒适，但梁启超却坚持自己的理财理念，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形象。
发表评论 评论 (1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