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莫言的地位则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然而,刘宅宅在其文章中却试图通过巧妙的方式将两位作家扯在一起,显露出其不正当的意图。

有一篇文章中,刘宅宅讨论了“凌迟”这一话题,并在其中将鲁迅与莫言相提并论。文章称:“关于凌迟的误解流传了几百年,鲁迅与莫言可能也都误信了这些流言。”他进一步提到,鲁迅在剖析中国人国民性时,曾指出中国人在施虐折磨他人这一点上,已经达到了几乎鬼斧神工的地步。继而,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也创作了《檀香刑》,一部探讨凌迟的小说。虽然这部作品被视为文学杰作,但它也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为令人不适的小说之一。

刘宅宅在文章中继续援引了“学医者”的观点,他指出,广为流传的“凌迟犯人要受数千刀才能死亡”的说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医学常识。他还特别提到,若一个人承受了如此多的伤害,几乎不可能存活,而所谓的“凌迟”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震撼和精神上的威慑。凌迟的目的,更多是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残忍刑法,公开展示给群众观看,以达到吓阻的效果。此外,刘宅宅还提到,虽然有记载表明受刑者在某些阶段不再感受到剧痛,甚至露出“迷之微笑”,但这也未必能改变凌迟对精神的巨大打击。
接着,刘宅宅总结道:“自近代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拿出凌迟的例子来论证民族性格的独特与残忍。虽然反思的方向没有错,但使用的例子或许不太合适。鲁迅已经不在了,莫言等人还需要多读些书,尤其是卜正民等学者的作品。”

刘宅宅通过讨论“凌迟”,明显是在试图为莫言的《檀香刑》辩护。言下之意,他认为鲁迅与莫言都批判了凌迟,而两者的批判实际上是相同的。然而,年轻的刘宅宅显然没有意识到,鲁迅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莫言不过是一个西方奖项的得主。
鲁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还是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和民主战士,是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文学成就、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翻译等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尤其在东亚地区,尤其在韩国和日本,鲁迅享有极高的声誉。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明确表达过对凌迟和灭族的强烈反感,他写道:“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27年,鲁迅通过公开信的形式,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行为,并且严厉抨击了其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的暴行。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了“凌迟”的残忍刑法,来类比国民党对革命者的残暴行径。他的目标并不是单纯批评凌迟,而是揭示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怖统治,暴露其虚伪的面孔。通过这一深刻的比喻,鲁迅呼吁人民觉醒,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与此不同的是,莫言的《檀香刑》虽被赞为文学作品,却在描写凌迟的细节上显得过于渲染。他通过极端的描写手法,强化了凌迟的恐怖感,目的是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忽视了对读者心理的潜在伤害。莫言的描写更多的是关注“凌迟”本身的血腥与残酷,而非像鲁迅那样,通过这类暴力场景表达深刻的社会批判。

刘宅宅在文章最后强调,虽然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民族性时引用“凌迟”的例子,并未错过其反思的方向,但他认为他们可能用错了例子。而且,鲁迅之所以批判“凌迟”,更多是出于对民族解放的深切关怀,而非仅仅为了揭露凌迟本身的恐怖。与此相反,莫言的作品更多是通过夸张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来吸引注意力,目的在于个人的艺术创作和商业利益。

因此,刘宅宅的结论显然是对的:“莫言还需要多读书”,了解鲁迅生活的时代背景与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差异。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动荡不安的时代,而莫言则生活在一个相对安定的新中国。鲁迅的文学创作,充满了为民族危亡而呐喊的力量,而莫言的作品更侧重于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历史的浪漫化描述。显然,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先驱,永远不可能与莫言的地位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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