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原创 法国归还文物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还拿到金熊奖

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法案，将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掠夺所得文物的归还程序。根据法国的传统，纳入国家收藏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新机制允许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推进归还，不再需要逐案立法。这被视为法国在文物归还问题上的一次制度性调整。

该法案适用范围为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间，覆盖中国圆明园流出文物、敦煌藏经洞流失文书等。法案中还有条款要求法国政府每年公布涉嫌非法获取的文物清单，以便文物追索国更好地掌握信息。不过，该法案仍需经过国民议会与参议院达成一致后方可最终生效。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立刻联想到2024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获奖影片《达荷美》。这部由非裔法国籍导演玛缇·迪欧普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了26件被称为“达荷美珍宝”的文物，从法国回归西非国家贝宁的历程。

贝宁位置图

17世纪初，达荷美王国在今天的贝宁南部建立。凭借军事征服和奴隶贸易，达荷美在18世纪一度成为西非几内亚湾沿岸最强大的国家之一。1892年，法国派出远征军入侵，达荷美国王贝汗津坚持抵抗，却遭失败。贝汗津本人被俘并遭流放，达荷美则被纳入法国的殖民体系，数千件当地的艺术珍品也随之被运往巴黎。

1960年，贝宁获得独立。进入21世纪后，贝宁持续向法国提出文物归还的要求。直到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历史性的决定，将26件收藏于法国公共博物馆的艺术珍品归还贝宁，这批文物最终于2021年完成移交。

当这些文化珍宝即将从巴黎启程，《达荷美》的故事也就此展开。

影片开始不久，一个神秘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观众很快意识到，这声音来自编号为“26”的达荷美文物。

这是影片在艺术手法上最独特的地方，它通过拟人化处理，把艺术品塑造成了有生命的存在。它让被掠夺的文物“开口说话”，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流亡与归来。

随后，镜头转向工作人员对文物进行细致检查与打包。当雕塑被装入运输箱、箱盖合上的瞬间，画面再次陷入黑暗。

导演将摄像机置于箱内，让观众与文物一同踏上归途。在黑暗中，观众看不到任何东西，却能听见箱体被密封、搬运、装机，以及飞机起降的声音。与此同时，那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回家，等待我的会是什么？”

通过这种视听设计，观众得以从第一人称的视角，亲历这段从巴黎到科托努的旅程，并和文物一起，感受到对未知未来的隐隐不安。这种处理方式，为这部纪录片影片增添了一层近乎奇幻的质感。

文物抵达贝宁后，迎接它们的是盛大的仪式。总统塔隆在总统府亲自迎接国宝的归来。这26件文物随后被安置于一座极其现代化的博物馆中，等待公众参观。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难以承担文物“保护责任”，常被西方文博机构作为拒绝归还被掠夺文物的理由之一。

而在这部纪录片中，镜头所呈现的贝宁，拥有现代化的博物馆设施、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及不断发展的城市面貌。这种对贝宁的记录，无疑也构成了一种对西方偏见和优越感的回击。

导演迪欧普本人在柏林电影节的获奖感言表达了她的态度：文物回归，就是正义。

然而，文物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

镜头很快一转，对准了一群贝宁本地大学生。他们围坐在一起，就文物回归展开激烈讨论。学生们探讨了语言、历史、宗教、地缘政治等各种议题，而这场讨论正是整部影片的思想核心。

有学生认为，归还少量的文物仅仅是法国为了包装国家形象的的政治作秀，而贝宁政府也利用这一议程进行宣传。还有人提出，这些文物原本都是为宗教仪式而设计的，而如今却被存放在西方式的博物馆中，让普通贝宁人根本无法接近，这种存放方式把文物的“生命”再次剥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学生对当代贝宁文化处境的思考。一位学生说到：“我从小看迪士尼，看《阿凡达》，但我从未看过一部关于达荷美国王贝汉津的作品。”另一位学生提到，贝宁人如今学习的贝宁历史都是用法语书写的，他们甚至无法用自己真正的母语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影片展现了贝宁人当下所面临的真实困境，正如片中文物的自白：“一切如此陌生，与我梦中见到的国度相去甚远。”在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历史和西方文化的大肆入侵后，贝宁人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与自身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断裂——而这也是许多后殖民国家共同面临的处境。

对于一个与自身历史渐行渐远的国家来说，文物的回归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有可能沦为国家宣传的工具？又该如何重新与本土文化、本地居民建立真实的联系？后殖民国家要如何重建文化主体性？

这些问题，是对以贝宁为代表的后殖民国家的追问。而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文物的回归而自动得到解决。

影片的末尾，镜头记录下了贝宁参观者面对这些重归故土的珍宝时，既好奇又略带陌生的目光。

这种目光提醒我们，文物的回归不是结束，而是更多思考的开始。

撰文 | 李俊浩

编辑 | 刘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