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杂谈] 艺术开卷｜汉魏南北朝图像中的“太平有象”

大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从汉代的驯象图到魏晋南北朝的佛教象征，尤其是与升仙信仰和佛教的结合，大象的形象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交融与创新：北魏平城时代研究论集》（云冈研究院编）以云冈石窟为研究对象，探讨数个世界级文明在古丝绸之路上多次碰撞与融合形成的多元文化形态。节选即其中，通过分析大象图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演变轨迹，揭示大象如何成为各类信仰和文化的交汇点。

云冈第37窟东壁

从远古时期开始，大象逐渐为人们所驯服，并开始广泛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如狩猎、祭祀、战争、进贡等，之后进入图像世界，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当前，人们对大象图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画。学者们不仅关注到了独立的驯象图，还关注到了大象图像常与其他图像组合出现。此外，学者们也关注到了石窟、壁画等佛教艺术中的大象，并集中于对六牙象王、乘象入胎等图像的考察。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古时期的象舆图有所留意。唐、宋、元、明、清各代，也均有学者对大象展开研究。

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象研究，尤其是大象图像研究，鲜有人涉足，或许是此时期大象图像分布分散、类型复杂之故。比较两汉与魏晋南北朝的大象图像，我们发现二者的类型有明显的不同：汉代以驯象图为主要题材；而魏晋南北朝的大象图像多富有宗教色彩，佛教色彩尤为浓重，驯象图反而并不多见，故本文首先拟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象图像进行分类考察，进而分析大象图像转型的原因。

一、世俗社会中的大象图像

两汉时期的大象图像以驯象图为主，包括胡人钩象、牵象、骑象等多种具体形态，反映了大象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具有娱乐表演、礼仪出行、军事作战等功能。魏晋南北朝时期驯象图虽然仍能见到，但数量大幅减少，这或许与自然环境变迁、大象南迁、驯象活动减少有关。

文献所见最早的驯象朝贡记录是汉武帝时期的“南越献驯象”，此后驯象朝贡常见于史书记载。霍去病墓出土的单体卧象石刻（图1）也反映了这一背景，大象既是“殊方异物”，又是祥瑞的一种，于是被制作成石刻，置于陵墓中，纪念霍去病抗击匈奴的卓越贡献。

图1 霍去病墓出土卧象石刻

此外驯象还可由驯象师指挥进行娱乐表演。汉武帝时在长安西面修筑建章宫，其西有“数十里虎圈”，汉元帝曾“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可见汉朝皇室不仅饲养百兽，还设置有专门观赏斗兽的场地。虽然这里只提到了驯虎，但其时未尝没有驯象，大量出土的驯象图便可证明这一点。如河南南阳英庄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图2），画面右侧有一戴尖顶帽的胡人执钩驯象，左侧有一猛虎，反映出当时兼有驯象、驯虎的娱乐表演。

图2 河南南阳英庄出土东汉驯象图

驯象还可用于礼仪出行。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天凤五年骑象图，画面中大象长鼻卷曲，背上乘坐二人，一人结跏趺坐，一人悠然仰卧（图3）。山东徽山两城出土的东汉中晚期牵象图，上部绘有大象、骆驼、龙，下部为车马出行图（图4）。这两幅图都反映出大象可作为骑乘工具。传世文献中也可见“象舆”一词，“它通常指象背之上设舆（车床）”。传说黄帝在战胜炎帝之后便“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又如晋武帝平吴后，“南越献驯象，诏作大车驾之，以载黄门鼓吹数十人，使越人骑之。元正大会，驾象入庭”。而且，象舆在舆制等级序列中似乎处于较高位置，通常为帝王的骑象工具，不仅有黄帝、晋武帝为证，在域外亦复如是，“自林邑、扶南以南诸国皆然也。其王着法服，加璎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吉贝伞，以吉贝为幡旗”。

图3 河南唐河出土新莽天凤五年骑象图

图4 山东徽山两城出土东汉牵象图

军事作战中也常出现大象的身影。王莽时期就已驱使大象等猛兽用于军事助威。《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约东汉章帝时期的山东孝堂山石祠东壁画像（图5），下部表现激烈的胡汉战争，上部表现宏大的出行场景，居中位置有并排行进的大象和骆驼，象背上乘坐三人，该图可能表现的是战时出征或得胜班师的情景。视线后移，萧梁在与北周的江陵之战中，也将两头大象投入战场，“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战，忠射之，二象反走”。

图5 山东孝堂山石祠东壁画像

令人惊奇的是，及至魏晋南北朝，驯象图的数量大幅减少，管见所及，仅发现五件驯象图和一件象奴俑。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晋代木雕门板上画有一头大象，象腹凸出，身上遍布圆圈形图案，背上铺有一件华丽的毛毡，象首侍立一光头人物，右手似乎正牵着象鼻（图6）。有学者认为该图像兼有来自西北印度、西亚等地的造型因素，牵象者可能是印度驯象人。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北朝方格纹兽锦中白象四足站立，象背上装饰有华盖，并有象奴持钩驯象，图像呈经向式重复排列。该图案亦具有鲜明的中亚、西亚风格。

图6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晋代木雕门板

相似的织锦图案在比利时私人收藏中也可看到，该件北朝时期的狮象莲花纹锦存有两件残片：一件保留了象首部分图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象背上亦有象奴钩象，莲台下织有“右”“白”两字；另一件则保留了象尾部分图案，狮纹附近织有“王”“宜”“大吉”字样，陈百超据此进行了图案复原。江苏徐州内华出土了一件象奴俑（图7），其时代大致为东晋刘宋时期，“象作停立状，四腿为圆柱形，大耳圆眼，长鼻直垂，短尾……象的背部较平坦，上面骑坐一人。骑象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双臂残缺，左腿弯曲，右腿前伸”，可见骑象人也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美国洛杉矶私人收藏的一张北魏造像碑拓片，其上也绘有驯象图：大象体形壮硕，剑齿锋利，象鼻前伸，背上铺有莲花纹毛毡，象首有一个散发的胡人，手持长钩，作驯象状。山西沁县南涅水发现了多座北魏四面多级组合式造像塔，编号QN七三-1的东魏龛下刻有一头丰腴的大象，长鼻垂地，前方有一人，似作牵象状（图8），其表现的是《贤愚经·象护品》中象护与金象的故事。六件大象形象中，后二者明显具有佛教色彩。

图7 江苏徐州内华出土象奴俑

图8 山西沁县东魏造像塔

汉晋时期驯象图的减少，或许与自然环境变化有关。葛全胜指出，秦汉时期东中部地区气候温暖，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高约0.24℃；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中部地区气候寒冷，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0.4℃以上，并呈现出“稍冷（220—350）—稍暖（360—440）—较冷（440—530）—稍暖（540—580）”四个变化阶段。其中481—510年可谓是“最冷30年”，冬半年平均气温较今低1.2℃左右。大象畏寒，不喜阳光直晒，性喜水，多以嫩叶瓜果为食，故对栖息地的食物、水源、温度、海拔等要求都非常严格。在中原气候转寒之际，它们逐渐南迁到了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甚至更远的地区，文焕然就指出：“大致在晋代以前，野象可以在长江以北长期栖息；以后则限于江南”。

诚然如此，“最冷30年”间几乎没有驯象朝贡的记载，尽管永平二年（509）有嚈哒、薄知国向北魏献白象，但此时即将摆脱“最冷30年”。正是汉魏南北朝自然环境的变化致使大象的活动范围逐渐南退，驯象活动随之减少，大象之于中原王朝成稀罕物，驯象图自然逐渐衰落。不仅在秦汉至南北朝有这样的变化，隋初至唐末也是如此：隋唐初期，气候回暖，战乱减少，国家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盛世景象，于是驯象图重新增多，各类大象图像均有发展，唐末气候再次转寒，不仅驯象表演逐渐减少，驯象朝贡也大不如前。可见气候对大象分布和大象图像的影响颇为深刻。

图9 北朝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

图10 北朝套环对象鹿孔雀纹锦

此外，地处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的新疆、青海出土了多件北朝时期的织锦，其上装饰有象纹图案。阿斯塔纳出土的织锦上装饰有一对水平对称的大象，象鼻垂地，象背上铺有鞍鞯。都兰热水出土的织锦除有对狮对象纹外还有牵驼纹。图9亦为对狮对象牵驼纹锦，这件织锦中间为建筑与神像，表现的可能是一佛二弟子的造型，两侧各有走象、卧狮、牵驼三组图案，驼下还织有铭文“胡”字，表现的是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形象。图10为套环对象鹿孔雀纹锦，每组套环内最上方均有两只背向而立的大象。图11为团窠联珠动物乐舞锦。该件由四片锦缝接而成，每片锦片上均残留一组图案相同经向连续的卷云圈。圈内纹饰自上而下依次为胡人骑象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