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向中国传统致敬，也向中国美学致敬

日前，作家艾伟的长篇新作《春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春歌》是艾伟砥砺多年的重磅之作，40万字篇幅，以整座杭州为叙事舞台，从一桩梨园旧案落笔，串联起40年的时代变迁。全书创造性采用五重视角叙事，同一桩旧案经由不同人物内心折射，写尽人与人之间的认知罅隙，道尽人间悲欢的内在根源。

《春歌》全书分为五个部分，采取五重人物视角对同一件罪案进行罗生门式的叙述。不同的人物立场、人生经历和心理动因，指向对罪案截然不同的理解。正如艾伟在小说中所说的：“每个人身上那种尖刺般的东西，既从肉体内生长出来，又从思想中衍生出来”，“他们犯罪，正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与罪无关”。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春歌》从结构上来讲是当代小说里非常罕见的，体现了艾伟巨大的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在邱华栋眼里，艾伟是非常高超的手艺人：“这部小说在时间上是螺旋式的、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的，同时又包含镜像的关系。又像是有五个乐章的交响乐，又像是五面镜子互相折射，是非常复杂的时间、空间、技艺纠合在一起的结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李洱则盛赞，小说《春歌》呈现出了真正的建筑美：五个部分互相参差、互相搭建，构成一个精美的园子。“讲完这个人的故事之后，跟这个人物相关的故事里面抽出一个人再往下讲，类似于顶针顶格的讲法。也相当于五个七万字左右的中篇搭建了非常完美的穹顶式建筑。”

在《春歌》中，艾伟塑造了宋芝桓、尹春、一朵、黎彼得、范文卿等一众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李洱提到艾伟对书中女性人物的出色塑造，书中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描述如此准确而精微，体现出杰出的小说家才有的本领。“我看的时候也多次唏嘘，比如尹春和她的初恋男友告别的场景，接下来宕开一笔写她背后的灯光和运河，人、情、景达到完美交融的地步，显示出艾伟写实的、抒情的功夫非常强。”

《春歌》以杭州城为背景，江南的氤氲山水，昆曲的优美婉转，共同构成小说的精神文化底色。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认为，艾伟“把杭州这个城市的繁华，把它的那种潮湿、有弹性、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在这个小说里面都表达出来了。”

而艾伟却自谦“没有为杭州立传的野心”。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杭州如此之美，被称为人间天堂，而这种美不光是风景意义上的，更是人文意义上的。所以有读者说，这是天堂杭州写给当代的一封情书。某种意义上，是杭州在书写我。”

访谈

南都：请谈谈写作长篇小说《春歌》的缘起。《春歌》这个书名有什么寓意？

艾伟：最早想以整个杭州为舞台，主体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写起，写40多年来时代的风俗与变迁。我有一段日子整天对着杭州地图，看着西湖、钱塘江和运河，它构筑起整个杭州地理上的风貌。我开始就是这些想法，也做了很多采访。因为这次所有的地名都是实有，所以，我去一些可以代表杭州的建筑或景点参访，一边看，一边在脑子里想象，我书中的人物有没有可能到这儿来。这有点儿像电影导演采景。因为没有结构，最初写作十分艰难，写了十多万字还是感到没有头绪。后来有一天路过西湖，灵感突然降临，西湖馈赠了我一个结构。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定下《春歌》这个书名。

南都：《春歌》被称为“给杭州的一封情书”。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有给城市立传的自觉？请谈谈你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情，杭州的什么特质是《春歌》里特别希望突出的？

艾伟：我个人觉得《春歌》没有为城市立传的野心，反倒更多的可能是杭州给了我写作的滋养。杭州如此之美，被称为人间天堂，而这种美不光是风景意义上的，更是人文意义上的。所以有读者说，这是天堂杭州写给当代的一封情书。某种意义上，是杭州在书写我。我觉得作家徐则臣在谈到《春歌》时，他把杭州概括得特别好，他说杭州是繁华的，也有潮湿，有弹性，有丰润、富庶、雅致，甚至寂寞和苍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我的小说和这个城市是匹配的。如果我在无意中实现了对杭州的“立传”，我是高兴的。

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化身

南都：《春歌》开篇写到宋芝桓母亲的人生毁于“激情”，这条草蛇灰线是否与徐尹春案中的黎彼得有关？中国小说中很少写到“激情”这个主题，请谈谈你对它的理解。

艾伟：这部小说起始于“理”或“理性”，法律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代表着秩序。小说中也谈及，假设有天道，其实在人间是很难真正意义上靠法律或理性去适配这个天道的。小说写到宋芝桓的人生经历，和祖辈及父辈的关系以及他失败的初恋，一方面让他走向理性生活，同时也是在说理性生活的不可能，因为“激情”与我们如影随形。实际上，在这部小说里，我更多地用“情”这个中国概念去慢慢软化理性的宋芝桓，让他最后有了中国式的自我救赎的可能。到头来发现，他其实也是一个轻柔的人，也是一个“一往而深”的人，对具体的人以及世界都是如此。

南都：《春歌》塑造了徐尹春、黎彼得、范文卿、宋芝桓、一朵、保罗、映月等一众个性鲜明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你个人比较喜爱的是哪一位或者几位？假如你自我的个性、经验与其中一位人物比较隔膜，怎么在写作中处理作者的自我与人物的关系？

艾伟：作者表面上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但几乎每个人物身上都带着作者的个人经验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每个人物都是作者的化身。当然作者不可能经历所有，所以，写作时实际上存在双向交流，一是作家对人物的理解，二是人物自己站出来教导作家，他可能是什么样的，他可能比一般人想的还要复杂。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人物和作家双向交流、教育的过程。我因此从我的人物身上习得很多。

南都：昆曲《白蛇传》作为贯穿全书的意象。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唱词：“原非我破你姻缘，总由他数定难迁，人妖纠缠致天谴。看啼啼哭哭慈心岂恝然，究竟是你须得回向忏悔还是我落下因果前愆。”你怎么理解《白蛇传》里的爱情？是什么原因让《白蛇传》的故事历经千年而流传？

艾伟：这段唱词来自《白蛇传》唱段，但我作了改编，因为我对这个故事有自己的理解。我把原文本转换成了“法海”的视角，所以唱词也有所改变。我在写《春歌》之前，看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以及剧本，我从中发现了中国人对“情”的看法。我们中国人确实对“情”有独到的理解，在生活中，处处矗立着一个“情”字。在那些古老的故事中，为了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几乎是一种信仰般的存在。我想借此向中国传统致敬，也向中国美学致敬。

南都：因为昆曲和《白蛇传》的缘故，《春歌》还有一个戏中戏的结构。“人生如戏”是否也是你想表达的主题之一？

艾伟：我不知道，关于小说能读出什么来，由读者说了算，作家并没有权利对此说三道四。但小说中确实写了很多梦境，也写到一些算命以及相术，这也是从我们中国传统叙事中习得的。当然这部小说同时也是现代的，比如对时间的处理，比如小说的五个部分之间彼此映照的镜像关系等。总之，我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毕竟我们是在21世纪写作。

正因虚空存在，才生出无限的生命情义

南都：尹春的女儿名叫“映月”，书里说：“映月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犹如一场梦境，没有真实的感觉。”读《春歌》也有类似的感觉，一面写激情，一面写空幻。你想用《春歌》这样一个故事表达什么？你怎么理解生命？你的写作是否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艾伟：我觉得我是受我们中国传统的影响。多年的写作让我一直感受到中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中国人是无比地实，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寻找“我”何以成为“我”，从而确立他的一切，这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是人类关系的总和。中国古典小说，比如《红楼梦》几乎事无巨细地写日常的生活，写婚、丧、嫁、娶，写市井烟火，梨园恩怨，实到伸手可以触摸，仿似生活本身，实际上是作家创造的。但神奇的是，在这实中，我们慢慢体会到人生的虚幻，中国人对这世界的看法是无限热情地投入生活中，但从来没有忘记那个虚空的存在。而正因为那个虚空的存在，才生出无限的生命情义。西方人看待这个世界更“个人主义”一点，西方作家更多地把“人”从人群中找出来，来观察他行动，他内在的感受，非常深入。我试图在这两种方法中找到一个融合和连接的桥梁。

南都：从早期受先锋文学影响的《少年杨淇佩着刀》，到后来《爱人同志》《风和日丽》等对社会议题的关切，再到《春歌》中“回到最朴素也最动人的生命经验之中”——你的创作重心经历了怎样的位移？

艾伟：回顾写作的历史，有时候会产生难以置信的感觉。我居然写了这么多书，《春歌》是我的第八部长篇小说。我这辈子持续地保持热情的事，似乎也只有写作。我的生活极其单调，写作丰富了我的生活。我写完《南方》后，有八年没有写作。时代意志的改变让我重新思考写作这件事。八年后，我写出了《镜中》，我个人觉得《镜中》是一次个人意义上的“变法”，而《春歌》是这个方向的延续或再深入。写作《春歌》时，我对人生有了更宽阔的理解，我对我的人物更好了，我变得无比怜惜笔下的人物。事实上，在《春歌》里，人物几乎都是相对善好。有一位朋友私下对我说，在《春歌》里，我对待女性，甚至比女作家还好。

坚定地相信人的不可战胜

南都：你认为人工智能未来是否会取代作家的位置？在AI兴起的时代，什么是写作者的立身之本？

艾伟：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人本主义者，我相信人的主体性，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整个宇宙，如果我们无法穷尽宇宙的一切，我们也无法认识我们自身，那么从逻辑上说，我不相信人自己制造的东西会比我们人更为复杂精微。所以对于人工智能，我相信它们会变得很聪明，智商可能比人类更高，但在精神上，在对万物的感官反应上，我坚定地相信人的不可战胜，毕竟我们怀有具体的恐惧，而对AI来说恐惧也许就是一个词语。

南都：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艾伟：我刚写完一部作品，不去想计划之类。写作这件事随时可能改变，变化比计划快。眼下我就想休息。我正在写这部长篇的时候，快要完成的那个秋天，我碰到李敬泽先生，天很热，但我衣服穿得有点多，气色也不太好。我对他说，这应该是我最后一部小说。《春歌》写完后的那个春天，我在杭州又碰到他，那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恢复过来了。我开玩笑说，我以为《春歌》是我的最后一部小说，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写的嘛。如前所述，写作依旧带给我隐秘的快感。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