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李浩丨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志疗愈传统

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志疗愈传统

李 浩

中国古代文学蕴涵着深厚的情志疗愈基因，它根植于巫术、医道、文心交融的上古文化土壤。巫医的精神疗愈术，经文学的扬弃与转化，铸就了先民以“文心”调适“七情”的独特机制。本文由文学与医学的渊源发端，以个案揭橥古代文学调摄情志、安顿心灵的路径与实践，以期发掘中国古代文学情志疗愈传统的深层内涵与当代价值。

古代文学疗愈的医学基因

文学与医学的紧密联系可以远溯至上古时期。商周以前，巫觋既是社群中公认的知识精英，又是运用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多种原始医学手段疗愈疾病的医者。因此，巫觋们在甲骨上刻下的“疾目不丧明，其丧明”等文字，不惟是用以判断疾病预后、转归的祝词，还是昭示着中国古代文学滥觞的卜辞。此后随着社会发展，巫、医分离，许多富于神秘色彩的原始治疗方案被医学界扬弃，但巫医们注重心理治疗的传统却为后世医家所继承。从《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备急千金要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到《儒门事亲》，历代医家无不承认，情志异常是重要的致病因素。此“情志”后来被医家明确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七情内伤会干扰人体气机的正常运行，气机运化不畅则会形成痰饮和瘀血，进而累及脏腑、耗伤精血，而这又会反过来加剧情志失调，终至积重难返。为避免陷入此种恶性循环，医家在治疗疾病、特别是情志病时均高度肯定七情调适的重要性，所谓“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七情之病，当以情治”。他们强调，若患者“精神不进，志意不治”，则“病不可愈”，或仅能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临床治愈，而无法做到身心痊愈。有趣的是，情志疗愈恰恰是与医学同样脱胎于巫的古代文学之胜场。这点《管子·内业》“止怒莫若诗”云云已揭橥其端。此后枚乘以“要言妙道”愈楚太子之疾；王褒“朝夕诵读奇文”平复汉元帝“苦忽忽善忘，不乐”之症；陈琳檄文翕然愈曹操头风之病；梁武帝自谓“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俳谐诗纾解宋哲宗“躁怒不怡”之症，均系古代文学情志疗愈之范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诚如人类学家叶舒宪先生所言，文学家是“远古巫医精神治疗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他们“充分发挥意念的能动作用”，将巫医利用信仰与暗示炮制出的“致幻能力”转变为“替代性的文学幻想”，把“移精变气”的祝由术发展成了适用于调理情志障碍的“语言虚构疗法”（《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

古代文学疗愈的路径与方法

从医学心理学层面而言，作为中医情志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方式发挥其疗愈作用。一曰情绪宣泄。情志病变“非排遣性情不可”，而“诗可以怨”，恰能泄导人情，所谓“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遂于作品中控诉黑暗现实以吐懑。鲍照《松柏篇》、孔琳之《日月深酷帖》、庾信《卧疾穷愁诗》、卢照邻《五悲文》《释疾文》均系病中“发愤以抒情”。二曰心理代偿。情志之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必得愿遂而后可释”，而文学正是足以抚慰人心的“白日梦”。蒲松龄一生郁郁不得志，但《聊斋志异》中落魄书生发迹变泰的故事，连同其悬拟的奏疏章表，共同构筑起蒲氏自我慰藉的心理防线，令他不似笔下的叶生那般含恨早亡，且实际上堪称高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的心理代偿效应。三曰释疑明理。欲治情志病当“先治其心”，若能“使病者尽去心中疑虑”“慨然领悟，顿然解释”，则“疾病自然安痊”。晏婴的“言对”令齐景公水肿大愈；贾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乐广替卫玠剖析玄理使其病情“小差”；陶渊明自拟挽歌、祭文，直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这些都是古代文学借由释疑解惑、明理证道疗愈情志的典范。四曰怡情遣兴。七情之病“若非宽缓情意，则虽服金丹大药，亦不能已”。文学具有无利害关系的自由愉悦性，不仅能够分散、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提高其病痛耐受阈值，还可以陶冶心灵，达到“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的效果。沈遘“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意便欣然”；叶梦得气逆症急性发作，“顷刻不可度”，乃沉浸式阅读《易》，“不觉遂平”。二者皆是“虑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的范例。五曰以情胜情。此法滥觞于《黄帝内经》，大成于《儒门事亲》，强调“情志过极，非药可愈，顺以情胜”“是无形之药也”。《吕氏春秋》中文挚“出辞以重怒王”令齐王“疾乃遂已”的故事素为医家所乐道。至若《独异志》所载“孟召文，差颠狂”事，虽于史无征，然从“通性之真实”的角度来看，人物行为逻辑同样契合文学情志疗愈的原理。盖杨后之颠狂病适以烦躁易怒、毁物伤人为核心证候，而孟召以哀怨文令其清醒，运用的正是“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的七情“更相为治”法。

古代文学疗愈的实践维度

上述情志疗愈的五种路径在古人的文学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三种形态：以言自医、疗愈他者与疗世化俗。论及文学家的自我疗愈与救赎，茶陵派作家石珤堪称典范。在目疾急性发作期，石珤“祷于神，弗应，医药疗之，弗克”，乃“焚香布楮，明水载酌”，以《睹青天文》“自吁于庭”，利用庄严的仪式化场合向超验力量倾诉，恣意宣泄情绪。迨至目疾迁延期，他则一方面作《题阳和楼》《登封龙山赋》等诗文怡情遣兴，转移对疾病的注意；一方面作《寄宋侍御》《遇高守素》《宿昌平学舍奉和匏庵吴先生》等诗歌向朋友、方外之士倾诉，在交游酬唱中寻求心灵慰藉。最后，在“病目逾年”的情形下，石珤先是效陶潜体作五言组诗《病士》，复“仰思古人疾吾之疾者”“作《眇士赞》以自譬”，将个体遭际置于历史长河里，最终在“古之贤士亦屡抱疴”的感悟中实现精神超越，化解了“天下之明目者夥矣，独何使我罹此数”的“怆恍感愤之情”。至若把古代文学作为疗愈他人疾病的媒介，则以杜诗名联“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治疟最为如雷贯耳。夷考其治疗机理，当是患者在恐怖诗句刺激下肾上腺素分泌加快，出汗量瞬时增加，导致体温调节中枢重新设定，进而令具有自限性、周期性的疟疾高热症状快速缓解。《搜神记》中郭璞以白牛吓人治伤寒、《世说新语》以“镇恶郎”威名断疟、《萤窗异草》里苏绪于惊恐后高热渐退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代文学情志疗愈领域另一著名医案是张从正诊治“病怒不欲食，常好叫呼怒骂”女子之事。由于药石罔效，张从正转而在患者面前安排“务在滑稽”的金院本表演，女子看后哈哈大笑，“不药而瘥”。当然，文学疗愈最重要的实践维度当属调节社会集体情志。无论是《西厢记》式的才子佳人故事、《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式的发迹变泰故事、《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式的公案剧抑或《感天动地窦娥冤》那样的悲剧，这些“可喜可愕，可悲可涕”的通俗文学作品不仅足以泄导人情，维护社会稳定，甚至还能令“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至于那些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意在追问社会、宇宙、人生终极问题的古代文学精品，更是具有普世性的情志疗愈价值，它们将“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七情调适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文学疗愈作为非药物、低成本、全自助的心理调适手段，对提升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进一步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疗愈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并将其应用于康养、教育乃至文化建设等领域，无疑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作者简介】

李浩（1989- ），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两汉思想史、医疗社会史与中古文学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