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勃朗《蒂尔普医生的解剖课》（布面油画，1632年）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学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是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上学时读《藤野先生》，便对文中这段故事印象颇深。当时看来，鲁迅的不服气是少年人的自矜和个性，但并不占理。学医应讲求科学严谨的态度，失之毫厘便使病人有性命之虞，怎能为了好看而篡改实际的模样？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教诲，自然也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变动位置如何就变得好看，若没有亲见过图像则很难想象。鲁迅在文中说了，“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当时的讲义“也遗失在内了”，所以我以为这个疑问便无从解开了。
一、藤野先生对讲义的批注
然而后来大家都知道，这讲义其实没有丢，一直保存在鲁迅运回北京的书箱里。许广平于1956年6月向鲁迅博物馆捐赠的第一批文物中，就包括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为日本东北大学）的六册课堂笔记，鲁迅还在包装纸上亲笔写有“仙台医专讲义录”字样。中日两国学者都对这套讲义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日本学者泉彪之助于1993年和1994年先后两次前往鲁迅博物馆进行实物察看，并撰写了调查报告。顺天堂大学医学部教授坂井建雄在《从鲁迅医学笔记看医学专业学生鲁迅》一文中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这六册课堂笔记中，由藤野先生授课的课程和鲁迅所记页数如下：
第一学年 肌肉学讲义 第1册56页；
第一学年 血管学 第2册123页；
第一学年 神经学 第2册126页；
第二学年 局部解剖学 第2册77页。
国家图书馆对讲义进行扫描时统计总页数为982页，藤野先生授课的笔记为382页，超过三分之一。日本东北大学于2005年12月收到了北京鲁迅博物馆赠送的讲义电子版，随即进行了翻印、解读分析和数据化处理，一些对解剖学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教授饶有兴趣地查阅了讲义原文并进行了点评。
北京博物馆藏鲁迅仙台讲义
坂井建雄对讲义的分析尤为具体，且非常贴合小说中藤野先生的看法。讲义可以分为誊写和笔录两种样式，鲁迅在入学的前一段时间是誊写，两个月后开始笔录。坂井建雄认为，鲁迅在誊写阶段的解剖图看起来很漂亮，但内容上存在较大问题，很多重要的图没有画，反而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图。如图为大腿后部屈肌群，三块肌肉只画了外形，坐骨结节的起始部、以及半腱肌和半膜肌的停止部、大腿二头肌的停止部的腓骨头画得不明确。在解剖图方面，藤野所做的最后一条批注在血管学最后一页上：“缺小腿和脚两张图”，然而鲁迅并没有补画这两张图。在神经学笔记中，藤野的批注只限于文字方面，而对图的画法不再提供意见了。神经学的最后10页没有批改的痕迹，此时临近学年末，推测应是鲁迅没有提交讲义了。第二学年的局部解剖学讲义，鲁迅在总体上保持了认真细致的态度，对解剖图的描绘非常美观，但最后21页（大概两堂课的量）没有批改。按照鲁迅自述的情节，此时他的想法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医学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继续按部就班地学习也只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且给藤野先生添麻烦了。
在鲁迅的文章中，藤野先生主动过问了他的讲义情况，并收去进行了修改，要求鲁迅以后每星期都要送给他看一回。鲁迅拿回来一看，“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话大体是与实际吻合的，藤野先生的批改十分细致，但有一个特点与小说情形略有不同，就是日语语法的批改很多，真正是专业性的内容很少。担任解读工作的人员普遍认为，“专业术语方面并没有什么订正，但在标点符号、文本，以及有关修辞、措词方面的补充订正相当多。”在东北大学人体结构学讲座教授百百幸雄看来，“（藤野先生）批改后的句子，作为日语是很准确的，但作为课堂笔记，批改前的句子也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甚至认为，这种批改是没有必要的。泉彪之助在《藤野教授和鲁迅医学笔记》一文中就写道，他看到藤野的红色批注后有些意外，甚至感觉“有些过分”，并担心这种严格会给鲁迅带来反感。
这种推测显然不符合鲁迅的本意。东北大学经济研究科大村泉教授曾带领一个小组对讲义进行了解读和校对，参加工作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就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日本学生对老师在自己的笔记上所作的批改，也许会有些反感，但我们留学生是不会反感的，至少我不会的。上日语学校时，老师教我们日本汉字的读法，对学习很有帮助。汉字的发音，汉语和日语完全不同，我们请老师在汉字上注上了平假名。藤野先生的批改，对留学生来说，不至是专业，在日语学习方面也是很难得的指导，我想，鲁迅一定是非常感激的。
研究者们并没有找到小说中所谓对“下臂血管”的批改，比较相似的情况是一张血管学最后大腿前侧的动脉图，藤野批注道：
注意：此图的旋股外侧动脉与旋股内侧动脉相比画得太细，其起始部位也太高。
鲁迅讲义中的脉管图与现代解剖学图像对比
对比鲁迅讲义上的绘图和专业的解剖学示意图很容易发现，藤野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鲁迅笔下的两根动脉粗细基本相同，相对位置也有差池。“解剖学不是美术”，这是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劝诫，体现了日本医学界近世对科学的追求，却与解剖学的历史大异其趣。在照相技术被发明之前，解剖学一直仰仗着美术的手段来实现其功用，每一幅解剖学图像实际上就是一件美术作品。
二、作为美术的解剖学
解剖学和美术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达芬奇，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解剖过几十具尸体，并将所见所得描绘在笔记本里，这些手稿可以称为最早的解剖学教科书。换句话说，解剖学诞生之初的美术起点太高了。达芬奇采用简练的明暗线条直接绘制他所关注的局部，每一幅都是精美的素描习作，实为后世解剖学图像风格化之滥觞。
随后使解剖学获得革命性进展的，是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老师维萨里，他曾在鲁汶大学进修了美术专业。众所周知，中世纪欧洲宗教明令禁止解剖尸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医学的发展，而将非法获取的尸体尽快准确地记录下来，没有人能比一位熟练的美术生做得更好。1545年，维萨里的《论人体结构》（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问世，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及传统解剖艺术理念，那些精心刻画的插图也成了医学和美术史的双重经典。维萨里笔下的人体模特总是作出夸张的姿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宗教画里的人物，且与背后的建筑和自然风景结合，形成一定的叙事效果。这些经过各种元素润饰的解剖图像在风格上接近16世纪流行的雕版画，不仅被外科医生、药房和助产士当作招贴，还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安德里亚斯·维萨里《论人体结构》插图
许多知名的解剖学家都具有较高的美术造诣，如经典解剖学著作Commentaria Super anatomia Mundini的作者雅各布·贝伦加里奥就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收集了许多罗马雕塑和拉斐尔的作品，他解剖尸体画出草图，然后交由艺术家制成木雕，力图在求知和美感之间找到平衡。伦敦大学医学院教授罗伯特·卡斯维尔（R.Carswell）不仅是技艺精湛的内科医生，也是一位擅长丹青的画家，他创作了2000多幅描绘病变组织的水彩画，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常见疾病病理学解剖图谱》。很长一段时间，人体解剖图像或如雕塑般雄姿英发，或以浪漫主义的图案和奔放的想象力吸睛，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们似乎忘却了解剖学的初心。
麦克里斯兄弟《绘画外科解剖学》中的腋窝深度解剖图
爱丁堡解剖学家约翰·贝尔在其著作《关于骨、肌肉和关节之解剖结构的雕版画》中指出，“即使是最好的解剖学图像，也在解剖学家和画家之间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冲突，画家努力描绘优美的形体，而解剖学家要坚持再现的精确性”。麦克里斯兄弟合作完成的《绘画外科解剖学》就力图平衡实用性和美感，约瑟夫·麦克里斯更注重展示真实：“我们解剖尸体是为了尽可能清晰地将那些不能在活体时分析的结构保存记录下来，并使其在我们的记忆中完美再现。”而对曾经立志成为浪漫主义画家的丹尼尔·麦克里斯来说，对人体内外的描绘都应是惟妙惟肖的。故而有人评论，他们的作品有一种刻意的美化，像是一个被施加了众多华丽效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肖像画廊。在贝尔看来，包括维萨里在内，许多解剖学教材的插画简直是荒谬的：人物形象强健而活跃，表情丰富，肢体舒展，身上披挂着被切开的肌肉，裸露着骨头和内脏，像魔鬼、像怪物，就是不像真实的人体。他批评盛名一时的德国艺术家阿尔比努斯“每一幅作品都只不过是自己的构想，并不是事物的真实写照……是一个在解剖中永远不会见到的画面。”
更为极端的例子是比德洛（Govard Bidloo）的《人体解剖》，他和他的画师们实在是太钟情于美术了，以至于在描绘器官外把桌子、椅子、手术刀、纱布、钉子、铅笔都画进去了。甚至有一幅腹部的解剖图像，画师莱雷瑟意犹未尽地在病服上画了一只苍蝇。作者大概是想通过写实的笔触来重现解剖室的一切，17世纪的卫生条件或许确实不如人意，但这是否有点本末倒置了？
因此像约翰·贝尔这种相对务实的医者看来，解剖学插图应在审美上保持低调，功能上更注重实效。尽管他的美术功底也十分深厚，但他的作品很难被非专业人士欣赏，甚至有人认为他刻意丑化伤口、病变和感染，真实得令人毛骨悚然。无论人们喜不喜欢，以更加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人体及其病理特征已是大势所趋。在18世纪，经验主义风潮席卷了英国科学思想界，体现在解剖学领域就是“原始摄影术”（proto-photographic method）登堂入室，将“如实描绘”（warts and all）的观念推到了顶峰。写实到了什么程度呢？威廉·亨特在1774年出版的《人体妊娠子宫图谱》有许多绝佳的例子，比如《胎儿与膜》一图中，胎儿头顶有一块布满细线的光斑，如果作者不解释，谁能想到那是解剖室八扇玻璃窗的倒影？
威廉·亨特《人体妊娠子宫图谱》插图
栩栩如生的绘图策略，终归也是一种修辞，最终为解剖学拨乱反正的，是亨利·格雷在1858年首次出版的《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这是一套包含363张插图的巨著，但装帧简单、封面朴素、文字平实，木刻图像使用不超过三或四个厚度的简洁线条，来实现一种极少变化的稳定效果。全书几乎避免了所有过度描绘的诱惑，没有光影的变化，没有将人物形象摆出优雅的姿态，也不添加任何背景，以拒绝附庸风雅的姿态树立了功能主义的独特风格。
讲到这里，我们应不难理解鲁迅在初学解剖学时的心态了——学是要好好学的，画亦要画得漂亮些才舒心。反过来想，如果那些追求审美的解剖学图像遭到当世的批评，艺术家们大抵也会不服气，也难免在心里咕哝一句：“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三、从金题玉躞到普惠杏林
在鲁迅留学仙台的年代，解剖学已经解决了实用性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麻烦。解剖学相关教材实在太贵了，无法普惠师生，故而才有抄写讲义的必要。
自启蒙时代始，身体经历了“机器”“有机体”“微观宇宙”等多种喻体的意义建构，随着人们对自身肉体的了解日益深刻，也产生了对更加精细和复杂的视觉描绘的需求。文艺复兴时期，只有奢华的木雕印刷版画才能纤毫毕现地展示这些医学成果，1493年，格雷戈里斯兄弟（De Gregoriis）出版的蒙迪诺斯解剖学教科书Fasciculo de Medicina就是明证。在18世纪后期平版印刷术诞生前，解剖学著作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以1746年出版的大型彩色解剖学图集Anatomie générale为例，该书由创新了四版彩色印刷技术的画家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 d’Agoty）与若干外科医生合作出品，采用760×535毫米大开本和油画颜料，制作成本极高，只售予王室、贵族、顶级医学院及个别阔绰的收藏家。书中的巨幅插图分成几部分装订，读者可以将其撕下来拼成挂画收藏，甚至可以额外付费，将版画涂上清漆以便更好地鉴赏。
19世纪初的平版印刷机
就像今日研究历史的学生买不起实体的档案史料一样，当时有志于医学的青年也不可能购置这样精美近乎收藏品的教材。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平版印刷术已经广泛应用于解剖画册的印刷，总体上来说降低了该类书籍的费用，但这只限于印制既成的作品，新撰著作的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外科医生出身的克罗奎特（Jules Cloquet）编著的系列解剖学图谱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套长达17卷的巨著经历了三次再版，在1831年出版了第一卷，到最后一卷修订完毕送去印刷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为满足数千幅版图的创作，需要大量的尸体解剖为基础，以及来自城市顶尖艺术学院的艺术家和无数技术熟练的印刷工、排版工，结果还是只有富人买得起。克罗奎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825年特地出版了一本精简版Manuel d’anatomie deive du corps humain，其中附有300多张插图，成为医学生趋之若鹜的平替。在19世纪流行的解剖学著作中，法国医生萨兰迪尔（Sarlandière）的Anatomie methodique广为流传，至今仍然能在大学图书馆和跳蚤市场上找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一本只有32页的小册子，价格较为低廉。19世纪80年代后，为降低印刷成本，出版商开始使用质量较低的胶印技术代替平版印刷术，这一做法或许适合纯文字作品，但对解剖学出版物来说是严重的倒退。1905年，《格氏解剖学》不得不恢复了木雕版画来保证印刷质量，这又使得此类图书价格飞升。
近世日本在解剖学领域受“兰学”启蒙，也曾短暂地向法国学习，九州大学至今保存着日本在明治初年复制的人体解剖模型，原版由法国解剖学家奥祖（Louis Auzoux）设计并制造，日本医学家田口和三以此模型为教学基础，编写了《解体要略》。19世纪中叶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实验室研究兴起，引起世界瞩目，比鲁迅晚数年赴日学医的丁福保著《西洋医学史》评价道，外科学之技术与学问，如德国之发达进步，在今日之世界各国，未之有也。明治政府于1871年重组东京大学医学院时，全面转向德国教学体系，进口的原版教材附有大量精细的铜版画或石版画插图，印刷成本很高。
1877年，通过整理德籍教师在东京大学的讲座记录，日本首次出版了解剖学书籍，并采用德国的解剖学术语。即便如此，解剖学教材的价格依然令人生畏。日本的第一部西方解剖学译著《解体新书》以木版印刷，其售价为金三两二分（日本国立图书馆资料数据），相当于江户时代普通市民一年的生活费。20世纪初，商业书局已开始大规模印刷此类书籍，但仍然不够便宜。1910年由金原商店出版的《近世解剖学》为16.5日元，1920年东京丸善株式会社出品的《人体系统解剖学》精装两册售价13日元，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技能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或工薪阶层两三个月的口粮。据《在仙台的鲁迅记录》一书记载，当时解剖学、生理学以及药理学的参考书非常少，鲁迅在校期间，仙台医专图书室的藏书，包括杂志在内仅2000余册，而且一般不借给学生。因此医学生不可能人手拥有一部完善的解剖学教材，抄写教师的授课内容形成讲义是一种常态，连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也不外如是。
东京帝国大学肌肉学讲义，东大医学部图书馆藏
考虑到这一历史背景，藤野先生对鲁迅讲义的近乎吹毛求疵，也就不难理解了。藤野在《谨忆周树人君》中提到，他在少年时期曾跟一位福井藩校出身的老师野坂源三郎学过汉语，因此“总觉得应当尊重中国的先贤，同时要重视那个国家的人。大概正是这种感情，被认为是对周先生特别亲切、值得感谢吧。”藤野先生的孙子藤野幸弥也谈到，祖父对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弥漫着的轻视中国的风气非常不满：“通过汉文典籍，日本从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作为日本人，我想在医学领域多少给予中国一点报答。”
由此推测藤野的想法可能是，鲁迅终归是要回国的，基于日本医专没有教科书的状况，如果他要在中国出版解剖学的书，就只能以这个不准确不完备的口述笔记为基础，那后果不堪设想。口述笔记一般是不用句号顿号的，但藤野会将其补上，并将其中不够书面的表达加以订正，使叙述更加完善。这些做法不仅是为了鲁迅的学业，更像是为医学的传播做准备，也呼应了《藤野先生》末尾的那段话：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藤野先生赠予鲁迅的纪念照
解剖学在20世纪的发展，却是仰仗了看似不相干的多个领域的科技进步。1896年发现伦琴射线后，人类历史上首次可以从体外利用非侵入性的方法看到人体内部，虽然X线片的成像原理和直接的视觉勘验大相径庭，且只能生成二维图像，但肌肉、脉管和器官的情况得到了更加精确地展示。随着CT扫描技术在20世纪70年代应用于临床，利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使内部解剖结构可视化的想法也同时被提出，再通过计算机将连续的数字图像叠加，人体的内部结构就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完整呈现。至此，解剖学已告别了依靠手术刀和画笔重绘人体内部的时代，彻底褪去了艺术气质，变得更加实用而有效率；曾以铜版精雕让人瞠乎其价的解剖学书籍，也在印刷工业的不断革新中走下神坛，成为医务人员触手可及的案头师友。
参考资料：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鲁迅·日本东北大学留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解泽春译：《鲁迅与仙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与藤野先生》出版委员会编、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
廖久明著:《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日]坂井建雄著，解泽春译：《鲁迅学过的解剖学——从医学史的观点来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日]山本正雄、『藤野先生と魯迅の思想と生涯』、株式会社、2006。
魯迅仙台留学百二十周年纪念会、『魯迅の仙台留学：「藤野先生」と「医学筆记」』、社会評論社、2025。
Benjamin A. Rifkin, Human Anatomy: Depicting the Body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oday, Thames&Hudson, 2020.
Martin Kemp,“Intellectual ornaments’style function and society in some instruments of art”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Macmilla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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