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的编修过程可以说是一项庞大而漫长的工程,是永乐年间无数文人和工匠心血的结晶。然而,尽管这部举世闻名的巨著完成后,却被尘封在皇宫的角落,长时间内没有人关注,甚至逐渐被遗失。那么,这部封存于皇城的《永乐大典》是如何最终流传到民间的呢?又是谁在背后为保护这部典籍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清朝初年,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中意外发现了这部珍贵的《永乐大典》。但此时,满族刚刚入关,满洲贵族对文化并不感兴趣,对于《永乐大典》的重要性和文化价值几乎没有认知。再加上这是前朝的遗物,满族统治者显然没有意识到其深远意义,因此这部大典再次被冷落。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计划修编《四库全书》,才使得《永乐大典》重新引起了注意。然而,在对《永乐大典》的清点过程中,却发现其丢失了超过一千册。这些失踪的《永乐大典》究竟去了哪里?

有人向乾隆皇帝举报,指出三个人有重大嫌疑:徐乾学、高士奇和王鸿绪。这三人都是康熙年间的探花,且都被选入翰林院参与编修工作。高士奇曾担任内阁中书,深得康熙皇帝信任,王鸿绪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还曾出任过工部尚书。三人都博学多才,且酷爱藏书,因此有传闻称他们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将这些失踪的《永乐大典》窃取回家。乾隆皇帝听后,立即下令让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前往这三人家中进行搜查,并带去了皇帝的口谕,表示如果他们交出这些书籍,将不追究其责任。然而,三家人坚决否认藏有《永乐大典》,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面对这种情况,乾隆皇帝决定展开全国范围的搜查,尤其是针对贩卖旧书的市场,但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书籍。事实上,虽然这三人的嫌疑并没有被完全洗清,但他们的冤屈却也不容忽视。因为实际上,《永乐大典》在雍正年间就已经从皇史宬搬到了翰林院的敬一亭,而当时翰林院的官员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典籍。然而,由于当时图书管理松散,许多官员在没有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将书籍偷偷带回家,这一千多册《永乐大典》就在这种情况下流失。

尽管《永乐大典》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得到了重新管理,但在此后仍然发生了盗书事件。一天,一名纂修官黄寿龄因为工作没完成,决定将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加班,没想到途中被盗贼盯上,书籍被窃取。黄寿龄四处寻找,最终不得不如实报告。乾隆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下令步军统领英廉彻查此事。英廉下令挨家挨户搜查,但一无所获。最终,这六册《永乐大典》竟然被盗贼悄悄放在了大臣们上朝经过的御河桥边,第二天清晨书籍便被找回。

《四库全书》完成后,《永乐大典》再次被搁置在翰林院敬一亭,但官员们依旧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继续以简单的方式盗取书籍:他们将《永乐大典》藏在包袱里,穿上棉袍,顺利将书籍带出。随着《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修编的开展,更多人接触到《永乐大典》,也使得它的损失愈发严重。到了嘉靖和道光年间,朝廷再度启动《永乐大典》,但此时的管理依旧疏漏,导致书籍流失严重。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翰林院的藏书遭到严重掠夺。《永乐大典》成为了战争的战利品,被运往海外。更令人愤怒的是,部分清朝官员将这些被掠夺的书籍拿到全国各地的使馆,以每册十两银子的价格出售给外国人。至光绪元年,翰林院的《永乐大典》仅剩下约五千册,而到光绪二十年时,这一数字更是减少到仅剩八百册。如此短短的几十年间,《永乐大典》便失去了近九成。 到了1900年,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时,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交火,翰林院的敬一亭被大火吞噬,藏书全部化为灰烬。尽管如此,翰林院的学士路润庠在废墟中整理出64册《永乐大典》。这些残本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交给了教育部收藏,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而其余的4册由教育部自己保管。从此,政府开始积极展开对《永乐大典》的搜寻和收购工作。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大量古籍善本流散民间,面临被掠夺的危险。在上海,郑振铎等文献学家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向政府申请资金,开始秘密收购古籍。两年内,他们收购了48,000册古籍善本,其中就包括一册《永乐大典》。然而,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文保会决定将这些书籍送往重庆存放,途中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事情。由于战时的混乱和突发事件,这批书籍多次面临损失,但最终幸运地避免了灾难,成功运送到重庆。最终,这批书籍被暂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战争的洗礼中,《永乐大典》虽然遭遇了无数劫难,但依然顽强地流传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对这部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回收,逐渐恢复了它的辉煌。而这些令人动容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无数为了保卫这部典籍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发表评论 评论 (2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