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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钩沉] 福建同心地标 | 郑振铎纪念馆：书香与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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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同心地标 | 郑振铎纪念馆：书香与风骨

www.sohu.com 2026-03-10 15:46

2026年2月7日，春寒未褪，暖意渐生，长乐和平街的青瓦黛墙间，郑振铎纪念馆正式启幕。这座赓续百年文脉、镌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场馆，以“健笔浑雄英骨气——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为主题，将郑振铎先生的一生缓缓铺展。它不仅是缅怀先生的载体，更是传承其精神的高地，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读懂这位文化巨匠的书香岁月与家国担当。

1898年，郑振铎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首占村，笔名西谛。虽然童年未曾踏足长乐故土，但是家族的口述传承与文化浸润，早已将这份血脉深情刻进他的生命，成为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精神原乡。“长乐郑振铎”这一署名，贯穿其毕生著作，如一枚精神徽章，镌刻着对血脉根源的坚守、对故土的眷恋，更成为他日后守护中华文脉的精神底色。

郑振铎的家族，世代浸润着诗书气韵与家国情怀。从清道光朝清廉的进士高祖郑元璧，到坚守文教的曾祖郑景渊，再到母亲郭氏家族的诗书传承，一代代先辈的坚守，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他的成长。年少时，郑振铎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他长大。母亲的坚韧与善良，是黑暗中照亮他前行的光；而家族的文化熏陶，让他自幼便与书籍结下不解之缘，养成了勤学苦读、心怀家国的品格。

他酷爱读书，常向人借书抄录，即便生活困顿、食不果腹，也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简陋的桌椅、泛黄的书页，见证着他早年清贫却充盈的书香生活。这份对书籍的赤诚热爱，日后逐渐升华为对民族文化的坚守与守护，成为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也奠定了他温润而坚韧的风骨底色。

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划破旧中国的沉闷夜空，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此时21岁的郑振铎，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潜心求学。原本沉浸书海、深耕学问的他，被街头巷尾的呐喊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深深触动，毅然放下书卷，投身汹涌的爱国运动洪流。他跟随北平各校学生队伍奔赴天安门广场，高举爱国旗帜，振臂高声呐喊，用青春热血与滚烫赤诚，控诉列强侵略与封建腐朽，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命运紧紧相连。

五四运动的洗礼，让郑振铎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文字是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此后，他立志以笔为剑，划破时代阴霾，为国人点亮前行灯塔。他与志同道合的友人携手，创办《新社会》旬刊，以真诚文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大声呼吁自由平等，呼唤民族觉醒与社会革新。在那个风雨如晦、民不聊生的年代，这份敢于发声、勇于担当的勇气，如一束微光穿透黑暗，照亮了无数青年的迷茫之路，感召更多人投身民族救亡与社会进步的事业。

1921年，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志同道合者携手，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反对脱离现实、“吟风啸月”的无病之吟，主张文学应扎根生活、反映现实、关怀底层民众的苦难。他亲自主编《文学旬刊》，精心遴选稿件、字字斟酌修改；又牵头编撰《文学研究会丛书》，收录大量贴近民生、饱含温度的作品，悉心培育一批批怀揣理想的优秀文学青年，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规范化发展指明方向。他提出的“血的文学、泪的文学”，字字饱含对家国的赤诚、对民众的悲悯，彰显着以文字唤醒民众、以文化改造社会的初心与担当。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深耕文苑、著作等身，以毕生心血为中国文化学术事业开辟新境。他治学严谨、眼界开阔，每一部著作都兼具开创性与深厚学术价值，字句间皆藏对文化的敬畏，滋养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俗文学史》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俗文学的专著，打破传统文学史重雅轻俗的固有偏见，首次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正式纳入文学史范畴，填补了长期以来的学术空白，为后世俗文学研究指明方向、奠定基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以图文并茂的新颖形式，系统梳理中国文学数千年发展脉络，将枯燥史料变得生动鲜活、通俗易懂，至今仍是高校文学专业的经典教材，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深耕文苑。此外，《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彰显着他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治学功底，尽显学术巨匠的渊博学识。

除深耕学术研究外，先生在文献整理、古籍收藏上更倾注了毕生热忱与心血。他嗜书如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四处寻访、搜集珍贵古籍、善本、戏曲剧本与版画。即便生活拮据、囊中羞涩，也不惜重金收购，只为守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1937年淞沪会战中，他寄藏于上海虹口开明书店的1万余册书籍，被日军炮火无情付之一炬。悲痛之下，他并未退缩，反而愈发坚定了守护民族文献的决心，立志从战火劫灰中抢救民族瑰宝，不让中华文脉在乱世中断绝，用坚守诠释着文化人的家国担当。

七七事变爆发，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上海除租界外均被日军占领，沦为“孤岛”。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许多文化人选择撤离，郑振铎却毅然留下。他直言“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决心以抢救民族文献的方式报效国家。

在“孤岛”的艰难岁月里，郑振铎隐姓埋名，冒着生命危险寻访、收购流失的古籍善本。他节衣缩食，将全部积蓄用于购书，即便随时可能被日军盘查、抓捕，也从未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绝不放下。”朴实话语间，尽显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坚定的家国情怀。

1937年，他在炮火中耗时10天，将家藏戏曲善本整理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西谛所藏散曲目录》，亲笔缮写雕版印行。因刊印量不足50册，这部目录被版本学家誉为“与宋刊同珍”，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见证。1940年1月，他与张元济等爱国人士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抢救善本古籍3800多种、1.8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达300余种，搭建起一座“文化大坝”，避免民族古籍流落海外。

抗战期间，郑振铎还以文学为号角，鼓舞抗战士气。他出版新诗集《战号》，收录诗作均以“抗敌”为主题，字字饱含悲愤与热情，呼吁国人觉醒、奋勇抗争，成为鼓舞全国军民抗敌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他在国立暨南大学执教6载，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图书馆主任，整顿学风、改良课程，关爱学生、严谨治学，用言行影响一代学子，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1941年，日军入侵租界，他写下《最后一课》，以沉重笔调记录下暨南大学停课的悲壮一幕，彰显同仇敌忾的民族气节，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郑振铎先生深耕文苑、守护文脉，更以赤诚之心投身民主事业。他既是温润儒雅的学术巨匠，更是立场坚定的民主战士、无私奉献的文化使者，始终站在民主进步前沿，心怀家国、情系民众，用一生坚守书写了民主与奉献的人生篇章。

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并肩作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与民主爱国运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懈奋斗。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他毫不畏惧、挺身而出，呼吁和平建国、倡导民主自由，以笔为刃抨击独裁暴政，为中国民主进程注入宝贵力量，生动诠释了“爱国、民主、团结、求实”的民进精神。

1945年，他与马叙伦、王绍鏊等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与工商界人士，凝聚起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磅礴力量。他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与新中国筹建，为新中国文化事业殚精竭虑，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文化建设。他牵头制定文物保护法规，组织文物普查与修缮，抢救大批珍贵文物，推动博物馆、纪念馆建设，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奠定坚实基础；他主持整理校勘古籍善本，守护民族文献根脉；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以实干笃行践行了文化使者的使命担当。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先生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埃及等国，返程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60岁。他的一生，短暂却璀璨，如星辰照亮中国文化发展之路；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化事业的巨大损失，令无数人悲痛惋惜。

郑振铎去世后，夫人高君箴继承其遗志，将他毕生收藏的近十万册藏书无偿捐献国家。这些藏书涵盖古籍、善本、戏曲等多个领域，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重要馆藏。国家图书馆编撰《西谛书目》，对藏书进行整理、研究与数字化，让郑振铎的心血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