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 散文||苏州记忆

苏州记忆

毛鸿森||江苏

读小学时，养父带我去了镇上黄埭。读高二时学校搬到了南桥，上学放学我们经常会绕到镇上北桥，因为那里街上人多热闹。

不知道是读初一还是初二，我被寄养十年后回到出生地自己的家里。家里两个大哥，还有一个三哥寄养在村上，每天夜里他都要回自己家住。

大哥、二哥没怎么读书，小小年纪就给生产队里放牛割猪草。他们都是二十郎当的小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时家里苦，又没有母亲，所以两个大哥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

我每天中午放学回家，锅里碗里总被两个哥哥吃得所剩无几。因为我的回归，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和二哥为了争吃的，开始和二哥吵闹。二哥一生气想要揍我，我觉得委屈，想找在苏州城里做村里民工工头的父亲告状。

天不亮我就溜出家里，摆渡走上了苏常公路。因为身上没有一分钱，我走了一天没喝上一口水，没吃到一粒米。天黑时走到了平门北寺塔。我累坏了，就靠在北塔旅社门口睡着了。

突然我被一阵警笛声吵醒，原来是街上的民房着火了，一辆消防车过来救火。我看完热闹想去“油伞社”找父亲。“油伞社”在哪？在哪条街？哪条巷？苏州一定很大，我一定很难找到父亲！我又饿又困又累，倒头又睡，睁开眼时已经天亮了。

我知道城里不是久留之地，走丢了也许永远也回不了家。于是，只好乖乖地往回走。走了几个小时，走到半道上的里口大湾桥时，我想起寄养家伯伯的大女儿菊英姐姐，她嫁在这里。有一次过年时大娘带我去过，下午时分我找到菊英阿姐家。尽管我编了很多谎言，菊英阿姐还是看出了一些端倪。赶紧烧饭烧菜让我吃饱，临走时还送我到村口，给了我两角零花钱。

高中毕业准备复习迎接高考，父亲患肝癌只有短短四十天就去世了。

在大队当书记的堂叔说：“你大面上是考不上大学的，就是考上了也没人供你去读。我还是送你去社办厂学木匠吧。”在北桥社办厂我做了二年木匠，学徒工的工资一月只有十二元，拿了六元菜金剩下六元，厂里把六元钱转到大队，大队再转到小队，小队还是只能给我八分半一天工分。我说：“这样不行，没有钱以后我就讨不到老婆。”

堂叔说：“我把你送到苏州油伞社做木匠，说你是已经出师的老师傅，这样你的工资就很高，菜金也多，队里给你的工分也能是正男劳力的十分了。”

就这样没过几天，我跟了村上的几个小弟兄踏了脚踏车，来到了苏州凤凰街住进了定慧寺。定慧寺门口那时挂的牌子是“苏州塑料研究所”。之前，这里是专门生产老黄伞的企业，所以被人们叫作“雨伞社”。

我来时这里是专门生产塑料泡沫拖鞋和五颜六色的香橡皮的工厂。因为父亲在这里做过工头，所以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是毛良初的小儿子阿五，从厂里领导到我们大队派来的大工泥水匠、打杂的小工老头都对我照顾有加。

因为木匠是技术工种，所以我们的工资最高，一月九十元，可能比当时的市长、县长还要高。因为要请我们休息时去帮他们做点橱柜、凳子、桌子等，所以我们车间对面的食堂阿姨对我们格外亲、格外照顾。碗里的荤菜、素菜总是比别人多，也总是引起很多城里工人的声讨和抗议。

每到晚上和星期天，厂里和我们混得熟的领导和工人师傅，总会悄悄地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帮着打些家具，而且总有好饭、好菜、好点心招待我们。

食堂旁边的一间平房是我们拆了庙堂，自己搭模板、铺楼板、拌水泥建起来的宿舍。后来人多了住不下，我们又自己动手在大雄宝殿前面，靠着围墙处建起了一幢二层小洋房。围墙外面的弄堂里就是每天清早四五点钟，就热闹非凡的双塔菜场。

80年代尽管农村物资供应紧张，但城里的菜场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那时到了夏天政府就有六毛五一斤的冷气肉（战备肉）供应，鲜猪肉是七毛五一斤。

我们乡下来的条件好的民工老头，就会买一些肉用饭盒蒸了吃，比食堂便宜许多还能多吃很多。夏天菜场里的大小肠买一付送一付，这可把那些平时省吃俭用的乡下老头给乐坏了，他们用甜面酱炖猪肠，每天下班小酌一杯，逍遥快活、好不自在。

每天下班吃好晚饭洗涮干净后，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那些来苏州做小工有些年头的“老苏州”总是会结伴外出扎闹猛，什么老阊门、高桥头、红旗桥、万年桥、太阳桥（泰让桥）、养肉巷（养育巷）、伦敦路（临顿路）一口气可以说出来一长串一长串的，他们每天都有去不完、看不完、玩不完的好地方。我们年纪小又不熟悉苏州，只好拍拍他们的马屁，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后面去凑热闹、看西洋镜。

那时候中苏关系紧张，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老人们说大公园在挖防空洞，整个大公园下面都是空的，打起仗来苏州人全部可以躲到地底下的防空洞里。

还说整个人民路下面都是空的，都是防空洞。又说南园宾馆地下也有林彪的“四二五工程”，里面工程浩大，修得固若金汤、是绝对保密的，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如果有人胆敢靠近，绝对一枪把你干掉！

我们平时一有空都爱去凤凰街、观前街、十全街、干将路、石路、景德路闲逛，那时苏州都是石板街巷，巷子里都是一幢一幢沿河沿街二层小木楼，楼下是一些面店饭店和百货日用品店，十分悠闲清静，偶尔有一些乡下阿爹阿婆拎着篮子、挑着担子，来城里叫卖乡下的农家土特产。

我们最爱去的是玄庙观的东西脚门。玄庙观里面从早到晚都是各种地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东脚门边上是一家友谊商店，每到华灯初上，一辆辆大巴汽车，从竹辉路上的友谊宾馆鱼贯而出，车上下来的都是一个个穿得花枝招展、金发碧眼的外宾。那时，除了在电影上，我们根本没有见过生活中的外国人。所以，还没等外宾下车，大家已经把去路围得水泄不通。公安人员会把我们拦在一边，告诫我们可以在旁边恭迎，不许围追堵截。其实谁敢呢？能够近距离看上一面我们就满足了。

观前街、景德路上有很多老字号的百年名店，什么稻香村、采芝斋、绿杨馄饨店。我们虽然菜金、零花钱比在乡下时都多了，但毕竟开支也大，很多时候只能看看很少去买。这时趾高气扬的城里人就会嚷嚷着：“乡下人勿买么事让开，围牢仔像啥腔调！”我们只好红着脸、灰溜溜地躲在一边，大气不敢出，远远向里瞧。

最害怕、最气人的是乘坐公共汽车或与人碰撞后发生争吵，我们一开口，苏州人就能听出我们是乡下来的。他们盛气凌人地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乡下人一副穷酸腔，龌龊得要死还要老卵？

我们知道自己穷、自己土，往往没讲几句乡下土话就从人缝里钻过溜之大吉。

一九八一年初夏，苏州塑料研究所的冯大江所长，让我和村上的小弟兄毛美根，去竹辉路与莫邪路桥堍的苏州塑料三厂帮忙装修档案室。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周内完成，说市里要进行档案室大检查。塑料三厂厂里虽然也有木匠，但是城里的正式工干活不出力，叫他们干一个月也干不好的。

我们中午饭还没吃，塑料三厂管事的人过来说，到了十二点你们不要开动机器，边上的居民要午休的。我们要锯好几个档案室门框，为了抢时间赶速度，铲门框时我还没等把木靠垫钉牢，就开动机器开始铲门框。可能是做上手的我走神，也可能是做下手的毛美根开小差，门框我们没有抓稳，没有钉牢钉紧的木靠垫瞬间侧倒了。

我抓木框的右手大拇指被锯得鲜血直流，我们冲到厂区外面，工人师傅说快点去厂里医务室。医务室的医生作了简单包扎，说：“现在友谊宾馆外出游玩的外宾还在路上，我马上让厂里的车送你去苏州第一医院作进一步检查。”医生陪我坐上厂里的卡车，叫我把手举高，一是可以止血，二是可以让警察看到不拦截。

一院的医生说：“你的这个手指可能要锯掉，锯掉了你就找不到老婆了。”我顿时吓得哇哇大哭。拍片检查后医生说是粉碎性骨折，大拇指的功能还没有全部失去可以保留。

回到定慧寺巷塑料研究所，冯大江所长连夜买了一大包食品来探望我，安慰我不要急，一定要好好养伤。研究所的工人师傅说你这个手指在我们城里至少可以请半年病假。

我是乡下农民，担心不上班就不发工资。大队书记的堂叔说：“你可以不在车间干活，但一定要在雨伞社待着，要不人家不给你开工资你就麻烦了。”

两个月后，我们几个小青工骑自行车回乡下，看到路边的墙上刷着标语：“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保家卫国为人民”。堂叔在公社开会回来，在镇上说看到了穿着笔挺的海军军官。我对堂叔说：“我要去参军！”堂叔说：“我让你干木匠，马上满三年了，现在你说要去当兵，这个木匠你不是白学了。”我说：“我到部队去，还干木匠。”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我如愿报名参军，离开苏州到福建前线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十三年后，我回到苏州在电视台当上了一名新闻记者。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在苏州城里住了三十多年。我想回到乡下，回到老家，回到北桥，告老回乡，安度晚年。可我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回去？

插图/作者

作者简介

毛鸿森，1962年9月出生，苏州吴县人。1981年10月～1993年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1994年转业，任吴县电视台、苏州电视台记者。1983年1月4日在《人民海军》报发表了处女作《进步靠支烟吗》，1986年5月29日在《人民海军》报发表了摄影作品《在知识的海洋里》。

从军十多年，先后在《人民海军》报、《海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浙江日报》《宁波日报》《福建日报》《福州晚报》等发表文字、摄影、政工研究近千(幅)篇，二十多次受到嘉奖评为先进，三次荣立三等功。

采写和拍摄的《儿哭娘哄最顶用》《重视做好退伍后想在驻地打短工老兵思想工作》《如此街头卖艺人》《速连打假获胜》《疏导有序安置有方》等文字、摄彩、政工研究、电视新闻，数十次获《人民海军》报、海军政治部、中国晚报摄影学会、中央电视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征文、比赛的一、二、三等奖。1996年，个人辞条被收录入《当代江苏摄影家名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