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玄奘首途西行求梵典，史家向有贞观元年说、二年说、三年说。
史载，贞观元年（丁亥 627年），秋八月，因关东、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幸因斯际”，玄奘遂私往天竺。
玄奘三藏像，日本镰仓时代（13-14世纪）绘，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玄奘首途年月，唐人著述自辩机《西域记·记赞》以迄《唐新语》十三均作贞观三年秋八月或仲秋，间有作三年季春三月【《珠林》二九：“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初从京邑，渐达沙州。”】或四月。【《慈恩传》五载玄奘在于阗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嗣后著述多沿袭唐人记载，【《通载》十一作“三年冬抗表辞帝，制不许，即私遁。”《稽古略》三：“三年冬往西域。”】惟《统纪》二九作“正（贞）观二年，上表游西竺，上允之。”【据日本《大正新修藏经》卷五二“史传部”本。】近代国际东方学专家有关论著均从旧说。
○贞观元年说清代学者钱大昕据道宣《广弘明集》二二，谓元（玄）奘以贞观元年游西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迨1922年，梁启超首创“玄奘元年首途留学”之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蒐集与鉴别》；又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梁启超提具四证：据贞观十八年（644年），玄奘在于闐上《表》“历览周游一十七载”句，“三年八月至十八年三、四月从何得十七年，其不合一也”；据《通鉴》及《新书·薛延陀传》“师曾在素叶城唔突厥之叶护可汗，而叶护可汗实以贞观二年夏秋间被弑者，若三年乃行，则无从见叶护，其不合二也”；“师曾在某处留学若干年，若干月，往返途中所历若干里，本书皆有详细记载，非满十七年不敷分配，若出游果在三年，则所记皆成虚构，其不合三也”；据《续传》“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而《新书·太宗纪》三年并无“霜俭”之事，惟元年《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饥减膳。”《旧书》“八月 ...... 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凡此与记载合。然则何以诸书错误同出一辙？梁氏认为：“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或为传写之譌，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
○贞观二年说丁谦云:“唐太宗贞观二年，东都僧玄奘遍游五印度，至贞观十九年还，前后凡十七年。”【《大唐西域记考证·自晋至唐游历印度诸僧考》。】吕 澂初从元年之说，【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傅》内学院校刻初刊本。】后力主玄奘西游的动机系受到波颇蜜多罗启示，认为波颇于贞观元年十一月抵达长安，玄奘乃发愿径往梵土，寻其全文，以穷究竟”，如元年启程则无从获见波颇，遂放弃元年说，据《珠林》记载，定玄奘西域之行在三年三月或四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傅·内学院校刻本刊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原校者重勘：“秋八月三字，据《传》卷五末表文及《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应是四月或三月之误。按《大唐西域记》末卷《纪赞》有贞观三年仲秋朔旦，杖锡遐征之说，乃指从高昌发轫而言。其时高昌已隶唐土，西城之行当自彼始，故行期亦从彼地记之。后人或即据以误改奘师发自长安之时为秋八月也。”】惟吕 澂近又主张“贞观二年秋（628年）方逢霜灾，政府许四出，前往西域，转辗屯高昌，受各国国王敬重，延留度过夏坐，再向西行正当贞观三年八月。”【《玄奘法师传略》】。
○贞观三年说除吕 澂的三年八月高昌发轫说外，陈援庵反对元年之说，认为：一、霜俭之说不足据，“据本传则法师出关，迭被留难，一阻于凉州，再阻于瓜州，三阻于一烽，四阻于四烽，若果如《续传》所云‘奉敕道俗，随丰四出’，何至被阻若是”；又贞观三年亦有霜灾；二、如以元年八月首途，至迟九月中可到凉州，据《新、旧唐书》，则九月十二以前凉州都督为宇文士及，假令继士及者为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诏书，至早需在十月，则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后，故元年出游不能见到李大亮；三、据《册府元龟》及《通鉴考异》，统叶护可汗被杀于贞观元年，故玄奘所遇为其子肆叶护可汗。【案玄奘所晤为肆菜护可汗，见文延式《纯常子枝语》三十引《西伯利地志》卷五：“...... 当时僧玄奘赴印度到天山伊什克里泊之近傍于明伯罗克宫谒见西土耳格尔国肆叶护汗。明伯罗克，土耳格语，千泉之义。”】最后认为玄奘上表“十七载”的“七”字误，而贞观三年的“三”字不误；如欲保存于阗上表十有七载，则必须推翻《圣教序》及诸书的十有七载。【《书内学院新校本慈恩传后》。】
杨廷福著《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
综上三说，迄未论定，故《旧书·玄奘传》作贞观初。当代学者为审慎计或作贞观初年出国以概之。但三说中必有一是，兹旁证史实，以求得比较可靠的结论，以元年说为当，考释如下：
玄奘首途年月，唐人著录大都作贞观三年，唐人叙唐事，似较可信。但《广弘明集》二二玄奘《请御制三藏圣教序表》云：“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求如来之秘藏，寻释迦之遗旨，总获六百五十七部。”唐人记载玄奘事迹，辗转相承，难免有譌误，不如本人自道为可信。
此《表》系贞观二十年玄奘译竣《菩萨藏经》后与《西域记》同时奏上，然则何以《西域记》辩机的《记赞》作“贞观三年”，而此《表》为元年？考宋《开宝藏》（公元917年）为刻本《大藏经》祖本，可知《西域记》在唐代还是写本流传。就现存敦煌唐写本、【敦煌写本《西域记》今存三个残卷：卷一残存304行，S. 2659号，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卷二残存173行，P. 3814号，藏巴黎国家图书馆；卷三残存4行，S. 0958号，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日本古写本【石山寺本、醍醐三宝院藏本、神田氏藏本等。】和刻本互校就有出入，甚而一字之差关系綦鉅，【参见向觉明（达）先生《记现存几个古本大唐西域记》(《文物》1962年第一期)，《试论<大唐西域记>的校勘问题》(《现代佛学》1964年第六期）】
至于宋、元、明刻本的譌误、羼入和臆改更多。玄奘出国年月，唐人多以《西域记·记赞》为据，这就可能当《西域记》成书后，因写官过録或相互传抄时，从校勘学来说，行草“元”与“三”字形相近，最易讹譌，以致“贞观元年”误为“贞观三年”。如玄奘返抵长安的日期，《慈恩传》为“春正月景（丙）子”，《续传》、《行状》均作正月，而《塔铭》则作“春三月景子”，“三”明系“正”之误，这也可旁证“元”“三”因字形相近而传抄舛误。复查《慈恩传》与《续传》《行状》前半部分，均取材于《西域记》，其间虽有详略疏密之异，而无龃龉，故其著録玄奘首途年月似均以《西域记·记赞》为据，以讹传讹，相互承袭，后人又同一祖本，遂众口一词，形成历史上一椿疑案。
旁征史实，加以考述，玄奘首途西行，以贞观元年秋八月为当。
玄奘时年二十八岁，偕秦州僧孝达同至秦州【秦州又名天水】，......停一宿，逢伴去兰州，约在九月初抵凉州，停留月余探询西域路径，并为道俗开讲《涅槃》、《摄论》、《般若》等。散会后，玄奘往印度求法之愿为西域各国来往商人所传扬，“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慈恩传》一，《续传》略同。】事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慈恩传》一：“时国政尚新，疆场未远，禁约百姓，不许出蕃。”】故逼令还京。幸赖当地慧威法师赞助，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昼伏夜行，遂至瓜州。”【《慈恩传》一。瓜州，唐武德五年置，治晋昌（甘肃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元和郡县志》瓜州去长安三千四百里。】瓜州刺史独孤达尊信佛教，“闻法师至，甚欢喜，供事殷厚”，因访西行路程。【《慈恩传》一：“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𤬜河，下广上狭，洄浪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行状》作关西百里）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磧伊吾国境。”】淹留月余，而凉州追捕牒文又至，幸得州吏李昌曲法成全，嘱令即速离境。玄奘苦无人作向导，正忧惘际，得“胡”人石盘陀受戒，愿送过五烽，又经老翁赠识途老马，遂连夜偷渡 瓠𤬜 河，【《慈恩传》一。案 瓠𤬜 河，《行状》作胡芦河，就是回族人民所谓的布隆吉河，即今窟窿河，经乱山子以流入疏勒河，为疏勒河的支流。《西域图志》二四：“窟窿河在安西州，双塔堡东，西距州城一百三十里，东西分流，经东塔堡东，入苏赖河，内多窟穴，上小下大，深邃不测，盘涡湍急，流不及远；南为葫芦沟，即窟窿河发源处也。”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五：“窟窿河，蒙古称札噶尔乌珠。”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篇，页二六）误认为疏勒河，盖未深考；丁谦《大唐西域记考证·附録》：“瓜𤬜河即今党河，在敦煌县西”未辨隋唐时玉门关关址已东徒瓜州的晋昌县境，党河即唐之甘泉，而误以为“古玉门关在党河西滨”，并误据《辛卯侍行记》五“自敦煌西行渡党河”句，遂以致讹。】
越玉门关。......贞观十五年之前，吐蕃尼波罗道未关，故裴矩所云北、中两道，实即道宣所记载的北道。裴矩的南道实即道宣的中道。道宣所叙东道，即吐蕃尼婆罗道。玄奘出国的行程参照上书和《元和郡县志》：“出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出玉门关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篇第三章（页四二）：“至唐玉门关稍东北移，故唐时北道，由玉门关稍西行，即折西北行，穿噶顺沙碛，即莫贺延磧至高昌，其路线与《魏略》所述之新道略同。”是可知玄奘西行之路，当由北道。
石盘陀惧“前途险远，又无水草，惟五烽下有水，必须夜到偷水而过，但一处被觉，即是死人”，【《慈恩传》一。】不愿前往，玄奘乃纵之还。“自是孑然孤游沙漠矣，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行八十里经第一烽，幸获校尉王祥的支持，并为介绍于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得侥幸而过，九死一生，以达伊吾。
玄奘在伊吾停留十余日，本拟踰天山循道西行经可汗浮图【案《通典》一九一、《新书·地理志》唐以其地为庭州及北庭都护府。据《西域图志》十及《槐西杂志》、徐松《西域水道记》三等考证，其地当在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境。】直奔突厥王庭，请得统叶护可汗的保护以达印度北境，但为高昌王麴文泰所闻，遣使殷勤请至其国，“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经六日到高昌国境白力城”，当在本年岁尽。
贞观二年（628年），玄奘二十九岁，从南碛日暮抵白力城，连夕数换良马，夜半赶到高昌王城。时为高昌王麴文泰延寿六年正月。
麴文泰列烛出迎，拜问甚厚，备极优礼，并与其国佛教名宿彖法师、国统王法师相处。停十余日，玄奘欲辞去，文泰誓不放行，玄奘坚决不易求法之志，绝食三日，气色渐微，文泰见不可强留，乃“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玄奘允许停留一月开讲《仁王般若经》，同时，麴文泰为玄奘准备西行所需物件。“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韈等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所”。【《续传》与《开元録》均作以雪山北六十余国皆其部属，故重遣为奘开道。】“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疋为信，又以绫绡五百疋、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勅以西诸国给邬落马，【案邬落马，古突厥语“驿马”（Ulagh）的音译，疑即后来的“乌拉”制度。】递送出境。”玄奘“惭其优饯之厚”，乃上《启》谢王，陈述自己西行的愿望。临行，“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 ...... （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
（二）
贞观十九年（乙已 645年），玄奘四十六岁，正月“倍途而进”，二十四日抵长安西郊漕上，虽“官司不知迎接”，而民众闻讯，“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遂留宿于漕上。房玄龄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眘、长安县令李乾祐前往欢迎，玄奘从漕上“入舍于都亭驿”
二十五日，玄奘进入长安，携回从中亚、印巴次大陆所得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
大会于朱雀街，送往弘福寺【《长安志》十：“修德坊西北隅兴福寺本王君廓宅。贞观八年，太宗为太穆皇后追福立为弘福寺，神龙中改为兴福寺。”院宇壮丽美奂，为京中首刹。据嘉庆《长安县志》，寺在县南大赵村，则遣址当在今西安市南部。寺落成后，太宗亲临为佛像开眼，并广揽名僧以智首为上座，大开讲会(《续传·智首传》),征召僧辩、玄会、灵润等来寺(参见《续传》各本传)，又勅慧云居此(《慧传·慧云传》）,令慧斌为寺主(《续传·慧斌传》)，帝王倡导，一时各学派名僧齐集，俨然成为长安的佛教学术中心。】安置。阖城百姓闻声奔集，“始自朱雀街内，终届弘福寺门数十里间，都人士子内外官僚列道两旁，瞻仰而立。”“所司恐相腾践，各令当处烧香散华无得移动，而烟云赞响，处处连合”，【《慈恩传》六】盛况空前。而玄奘“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续传》。】
经像安置既毕，玄奘兼程赶赴洛阳。二月一日，谒唐太宗于洛阳宫，己亥复见于仪鸾殿。【《续传》作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唐太宗迎慰殷勤，广询中亚、五印情状，玄奘一一酬答，因此，唐太宗谓“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宜修一传以示未闻。”并力劝玄奘还俗辅政，固辞乃止。这时唐太宗因亲麾大军伐辽又相邀同行，复为玄奘以律制不得观看兵戎战斗辞谢。惟请求敕许在环境清幽的嵩嶽少室山少林寺翻译经论。【《慈恩传》六：“法师又奏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余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嶽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鄽落，泉石清闲......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唐太宗不许玄奘入山，乃命在长安弘福寺禅院译经，“诸有所须，一共房玄龄平章。”玄奘与唐太宗会晤，“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续传》。】
三月己巳，玄奘“频又固请，乃蒙降许”，自洛阳返长安入居弘福寺，决心献身于佛教的翻译事业，疏请选派谙解经义，富有学识的佛教徒组织译场，以收集中人力，分工合作之效。
四月一日，玄奘推举“证义”十二人:弘福寺灵润、文备，罗汉寺慧贵，实际寺明琰，宝昌寺法祥，静法寺普贤，法海寺神昉，廓州法讲寺道琛，汴州演觉寺玄忠，蒲州普救寺神泰，绵州振音寺敬明，益州多宝寺道因；“缀文”九人：普光寺栖玄，弘福寺明浚，会昌寺辩机，终南山丰德寺道宣，简州福聚寺静遇，蒲州普救寺行友，栖严寺道卓，幽州照仁寺慧立，洛州天宫寺玄则；“字学”一人；京师大总持寺玄应；“证梵语梵文”一人；京师大兴善寺玄警，大都齐集。
五月，译场准备就绪，玄奘即开始创译；期间，奉诏撰《大唐西域记》，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最后经玄奘修润、审定。
《大唐西域记》残卷，出土于吐鲁番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至永徽二年（651年）间写本
○《大唐西域记》序一：
窃以穹仪方载之广，蕴识怀灵之异，《谈天》无以究其极，《括地》讵足辩其原？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
......法师幼渐法门，慨祇园之莫履；长怀真迹，仰鹿野而翘心。褰裳净境，实惟素蓄。会淳风之西偃，属候律之东归，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途，几必危而已济。暄寒骤徙，展转方达。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灭之际。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于是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
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欢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窃惟书事记言，固已缉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秘书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尔。
○《大唐西域记》序二：
......法师自幼迄长，游心玄籍。名流先达，部执交驰，趋末忘本，摭华捐实，遂有南北异学，是非纷纠。永言于此，良用怃然。或恐传译踳驳，未能筌究，欲穷香象之文，将罄龙宫之目。以绝伦之德，属会昌之期，杖锡拂衣，第如遐境。于是背玄灞而延望，指葱山而矫迹。川陆绵长，备尝艰险。陋博望之非远，嗤法显之为局。游践之处，毕究方言，镌求幽赜，妙穷津会。于是词发雌黄，飞英天竺；文传贝叶，聿归振旦。
太宗文皇帝金轮纂御，宝位居尊。载伫风徽，召见青蒲之上；乃眷通识，前膝黄屋之间。手诏绸缪，中使继路。俯摛睿思，乃制《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闱，裁《述圣记》，凡五百七十九言。启玄妙之津，尽揄扬之旨。盖非道映鸡林，誉光鹫岳，岂能缅降神藻，以旌时秀？
奉诏翻译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
唐写本《大唐西域记》，国家博物馆藏
《大唐西域记》卷第一 三十四国
○ 序论
历选皇猷，遐观帝录，庖羲出震之初，轩辕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画分野。暨乎唐尧之受天运，光格四表，虞舜之纳地图，德流九土。自兹已降，空传书事之册；逖听前修，徒闻记言之史。岂若时逢有道，运属无为者欤？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玄化滂流，祥风遐扇，同乾坤之覆载，齐风雨之鼓润。与夫东夷入贡，西戎即叙，创业垂统，拨乱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同文共轨，至治神功，非载记无以赞大猷，非昭宣何以光 盛业 ？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俦，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不有所叙，何记化洽？今据闻见，于是载述。
然则索诃世界，【旧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诃世界，皆讹也。】三千大千国土，为一佛之化摄也。今一日月所临四天下者，据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诸佛世尊，皆此垂化，现生现灭，导圣导凡。苏迷卢山【唐言妙高山。旧曰须弥，又曰须弥娄，皆讹略也。】四宝合成，在大海中，据金轮上，日月之所照回，诸天之所游舍。七山七海，环峙环列；山间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咸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东毗提诃洲，【旧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讹也。】南赡部洲，【旧曰阎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讹也。】西瞿陁尼洲，【旧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讹也。】北拘卢洲。【旧曰郁单越，又曰鸠楼，讹也。】金轮王乃化被四天下，银轮王则政隔北拘卢，铜轮王除北拘卢及西瞿陁尼，铁轮王则唯赡部洲。夫轮王者，将即大位，随福所感，有大轮宝浮空来应，感有金、银、铜、铁之异，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即以为号。
则赡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无热恼。旧曰阿耨达池，讹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银、琉璃、颇胝，饰其岸焉。金沙弥漫，清波皎镜。八地菩萨以愿力故，化为龙王，于中潜宅。出清泠水，给赡部洲。是以池东面银牛口，流出殑(巨胜反。)伽河，【旧曰恒河，又曰恒伽，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旧曰辛头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马口，流出缚刍河，【旧曰博叉河，讹也。】绕池一匝，入西北海；池北面颇胝师子口，流出徙多河，【旧曰私陁河，讹也。】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
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至于君臣上下之礼，宪章文规之仪，人主之地无以加也。清心释累之训，出离生死之教，象主之国其理优矣。斯皆著之经诰，问诸士俗，博关今古，详考见闻。然则佛兴西方，法流东国，通译音讹，方言语谬，音讹则义失，语谬则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贵无乖谬也。
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产之异，风俗性类之差，则人主之地，国史详焉。马主之俗、宝主之乡，史诰备载，可略言矣。至于象主之国，前古未详，或书地多暑湿，或载俗好仁慈，颇存方志，莫能详举。岂道有行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运矣？是故候律以归化，饮泽而来宾，越重险而款玉门，贡方奇而拜绛阙者，盖难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访道远游，请益之隙，存记风土。黑岭已来，莫非胡俗。虽戎人同贯，而族类群分，画界封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务殖田畜，性重财贿，俗轻仁义。嫁娶无礼，尊卑无次，妇言是用，男位居下。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凶则皂衣。同风类俗，略举条贯。异政殊制，随地别叙。印度风俗，语在后记。
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旧曰焉耆。】《大唐西域记》卷第二 三国
○ 印度总述
一、释名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印度种姓族类群分，而婆罗门特为清贵。从其雅称，传以成俗，无云经界之别，总谓婆罗门国焉。
二、疆域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北乃山阜隐轸，丘陵舄卤；东则川野沃润，畴陇膏腴；南方草木荣茂；西方土地硗确。斯大概也，可略言焉。
三、数量
夫数量之称，谓逾缮那。【旧曰由旬，又曰逾阇那，又曰由延，皆讹略也。】逾缮那者，自古圣王一日军程也。旧传一逾缮那四十里矣，印度国俗乃三十里，圣教所载惟十六里。穷微之数，分一逾缮那为八拘卢舍。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称拘卢舍。分一拘卢舍为五百弓，分一弓为四肘，分一肘为二十四指，分一指节为七宿麦，乃至虱、虮、隙尘、牛毛、羊毛、兔毫、铜水，次第七分，以至细尘。细尘七分，为极细尘。极细尘者，不可复析，析即归空，故曰极微也。
《大唐西域记》记赞
记赞曰：大矣哉，法王之应世也！灵化潜运，神道虚通。尽形识于沙界，绝起谢于尘劫。形识尽，虽应生而不生；起谢绝，示寂灭而无灭。岂实迦维降神，娑罗潜化而已。固知应物效灵，感缘垂迹，嗣种刹利，绍胤释迦，继域中之尊，擅方外之道。于是舍金轮而临制法界，摛玉毫而光抚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虽出希夷之外，将庇视听之中。三转法轮于大千，一音振辩于群有，八万门之区别，十二部之综要，是以声教之所沾被，驰骛福林；风轨之所鼓扇，载驱寿域。圣贤之业盛矣，天人之义备矣！然忘动寂于坚固之林，遗去来于幻化之境。莫继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叶妙选应真，将报佛恩，集斯法宝。四含总其源流，三藏括其枢要。虽部执兹兴，而大宝斯在。越自降生，洎乎潜化，圣迹千变，神瑞万殊。不尽之灵逾显，无为之教弥新。备存经诰，详著记传。然尚群言纷纠，异议舛驰。原始要终，罕能正说。此指事之实录，尚众论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核奥旨，文多阙焉。是以前修令德，继轨逸经之学；后进英彦，踵武缺简之文。大义郁而未彰，微言阙而无问。法教流渐，多历年所，始自炎汉，迄于圣代。传译 盛业 ，流美联晖。玄道未摅，真宗犹昧，匪圣教之行藏，固王化之由致。我大唐临训天下，作孚海外，孝圣人之遗则，正先王之旧典。阐兹像教，郁为大训，道不虚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奥义，郁于千载之下；十力遗灵，閟于万里之外。神道无方，圣教有寄，待缘斯显，其言信矣。
夫玄奘法师者，疏清流于雷泽，派洪源于妫川。体上德之祯祥，蕴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贞葺行。福树曩因，命偶昌运。拔迹尘俗，闲居学肆，奉先师之雅训，仰前哲之令德。负笈从学，游方请业，周流燕赵之地，历览鲁卫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吴会。达学髦彦，遍效请益之勤；冠世英贤，屡申求法之志。侧闻余论，考厥众谋，竞党专门之义，俱嫉异道之学。情发讨源，志存详考。属四海之有截，会八表之无虞，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资皇化而问道，乘冥祐而孤游，出铁门、石门之厄，逾凌山、雪山之险。聚移灰管，达于印度。宣国风于殊俗，喻大化于异域。亲乘梵学，询谋哲人。宿疑则览文明发，奥旨则博问高才，启灵府而究理，廓神衷而体道，闻所未闻，得所未得，为道场之益友，诚法门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风昭著，德行高明，学蕴三冬，声驰万里。印度学人，咸仰盛德，既曰经笥，亦称法将。小乘学徒，号木叉提婆【唐言解脱天。】大乘法众，号摩诃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期乃高其德而传徽号，敬其人而议嘉名。至若三轮奥义，三请微言，深究源流，妙穷枝叶，奂然慧悟，怡然理顺，质疑之义，详诸别录。既而精义通玄，清风载扇，学已博矣，德已盛矣。于是乎历览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游杖林而栖鸡园，回眺迦维之国，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与川原而膴膴，潜灵旧趾，对郊阜而茫茫。览神迹而增怀，仰玄风而永叹，匪唯麦秀悲殷，黍离愍周而已。是用详释迦之故事，举印度之茂实，颇采风壤，存记异说。岁月遄迈，寒暑屡迁，有怀乐土，无忘返迹。请得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躯，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拟摩揭陁国前正觉山龙窟影像；......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将弘至教，越践畏途，薄言旋轫，载驰归驾。出舍卫之故国，背伽耶之旧郊，逾葱岭之危隥，越沙碛之险路。十九年春正月，达于京邑，谒帝雒阳。肃承明诏，载令宣译，爰召学人，共成胜业。法云再荫，慧日重明，黄图流鹫山之化，赤县演龙宫之教。像运之兴，斯为盛矣。法师妙穷梵学，式赞深经，览文如已，转音犹响。敬顺圣旨，不加文饰。方言不通，梵语无译，务存陶冶，取正典谟，推而考之，恐乖实矣。
有搢绅先生动色相趋，俨然而进曰：“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文辞婉密，音韵循环，或一言贯多义，或一义综多言，声有抑扬，调裁清浊。梵文深致，译寄明人，经旨冲玄，义资盛德。若其裁以笔削，调以宫商，实所未安，诚非谠论。传经深旨，务从易晓，苟不违本，斯则为善。文过则艳，质甚则野。谠而不文，辩而不质，则可无大过矣，始可与言译也。李老曰：‘美言者则不信，信言者则不美。’韩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饰者昧其理。’是知垂训范物，义本玄同，庶祛蒙滞，将存利喜。违本从文，所害滋甚。率由旧章，法王之至诫也。”缁素佥曰：“俞乎，斯言谠矣！昔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孔门文学，尝不能赞一辞焉。法师之译经，亦犹是也，非如童寿逍遥之集文，任生、肇、融、睿之笔削。况乎园方为圆之世，斫雕从朴之时，其可增损圣旨，绮缲经文者欤？”
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虽遇匠石，朽木难雕，幸入法流，脂膏不润。徒饱食而终日，诚面墙而卒岁。幸藉时来，属斯嘉会。负燕雀之资，厕鹓鸿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学非博古，文无丽藻，磨钝励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记，伦次其文，尚书给笔札而撰录焉。浅智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辞，尚无刊落。昔司马子长，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书》，仍父子继业，或名而不字，或县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盖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详备哉？若其风土习俗之差，封疆物产之记，性智区品，炎凉节候，则备写优薄，审存根实。至于胡戎姓氏，颇称其国。印度风化，清浊群分，略书梗概，备如前序。宾仪、嘉礼、户口、胜兵、染衣之士，非所详记。然佛以神通接物，灵化垂训，故曰神道洞玄，则礼绝人区，灵化幽显，则事出天外。是以诸佛降祥之域，先圣流美之墟，略举遗灵，粗申记注。境路盘纡，疆埸回互，行次即书，不存编比。故诸印度无分境壤，散书国末，略指封域。书行者，亲游践也；举至者，传闻记也。或直书其事，或曲畅其文。优而柔之，推而述之，务从实录，进诚皇极。二十年秋七月，绝笔杀青。文成油素，尘黩圣鉴，讵称天规？然则冒远穷遐，实资朝化；怀奇纂异，诚赖皇灵。逐日八荒，匪专夸父之力；凿空千里，徒闻博望之功？鹫山徙于中州，鹿苑掩于外囿，想千载如目击，览万里若躬游，敻古之所不闻，前载之所未记。至德焘覆，殊俗来王，淳风遐扇，幽荒无外。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颂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
（三）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凭口授，或依原本。印度佛教初起，因写录之困难，经典多由口授。历时既久，此习不改。故为学程序，不曰读思修，而曰闻思修。《分别功德论》曰：“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道安亦曰：“外国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法显亦谓：“在天竺诸国皆师师相传，无本可写。”故法显求经，曾在中印度自行缮写。而西行求经者，亦不必均携梵夹俱来。如沮渠京声往西域，口诵梵本东归是也。至于西域来僧之所译，亦或先由口诵，再记录写为梵文，嗣乃传译，......则初期译业亦非皆无原本也。其所依原本，或则由求法者携归，或传教者带来。
西方传来之经典，或系梵文，或系胡语。此所谓梵文者，应专指印度之所谓雅语（Sanskrit）。然我国人亦常用以指他种印度语言。所谓胡言者，指印度以外西域各种语言。《高憎传》谓葱外各国有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其说确否，不可考。然臆测之，印度经典，除用雅语者外，巴利文经典自亦传入我国，如来自扶南师子国者是也。胡语种类，当亦甚多。
西方传来之经典，其在大乘，有属法性宗者，罗什所译多属之；有属法相宗者，真谛所译多属之；有关因明者，毗目智仙之《回诤论》等是也。其在小乘，有属锡兰上座部者，僧伽跋陀罗之《善见律》是也；有属一切有部者，僧伽提婆之《八犍度论》、鸠摩罗什之《十诵律》是也；有属于大众部者，求那跋陀罗之《僧衹律》是也；有属于化地部者，佛驮什之《五分律》是也；有属于法藏部者，佛陀耶舍之《四分律》是也；有属于正量部者，《三弥底部论》是也；有属于经部者，罗什之《成实论》、真谛之《俱舍论》，均可谓为其支流，而《成实》则或谓出乎多闻部，《俱舍》则依一切有部者也。
本期译经甚为进步，后世所流通奉行之经典非隋唐所出，要即晋以后译家所办。究其优胜原因，盖有三焉。
第一翻译眼光之渐正确也。三国时支谦、康僧会译经，力求文雅，专主意译，并排斥采用胡音。胡译般若波罗密为明度，须菩提为善业，甚至咒语亦不用音译。但自晋以后，译经多主直译，先求信达，再事文雅。道安述赵正之言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正所不取也。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 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出三藏记》卷十）故道安、赵正主持译事，恒务存原意。如巧削原文，使便约不烦，是即搀译者私意，安公所斥为“葡萄酒被水”、“龙蛇同渊，金 鍮共肆”者也。然依安公之意，梵语文轨或有不合中文法式者，自不能胶执全依原本译之。（一）梵语倒装，译时必须顺写。（二）梵经语质而不能使中国人了解者，则宜易以文言【《正法华经有“天见人，人见天”之句。罗什译经至此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憎睿曰：“将非谓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道安所言，可引此事为例。见《高僧传·睿传》】。（三）原文常反复重言，多至数次，译时须省节。（四）原文中每杂以语句之解释，均行译出，亦嫌重复，并宜删去。（五）梵经中常后段复引前段，删之实不失原旨。凡此五事，虽失本文，然无害于意。至若经中所载，因（一）时俗既殊，不能强同。（二）圣智悬隔，契合不易。（三）去古久远，证询实难。则传译之事，至为不易。此乃所谓安公“五失”“三不易”之说。后其弟子僧睿助什公译《大品》经，执笔时亦守五失三不易之训（见经序）。今之学者使能执印度文佛经与其译本对照细参，当深知道安之说实经历此中艰苦者之言也。
道安草创维艰，且不通梵文，极恐失原旨，故提倡直译【梁任公谓道安痛恶以老庄意义杂入佛经，似不然。盖道安著作用老庄处极多也】。及至罗什，因译事既兴，工具较完，对于翻译之眼光，遂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慧远则趋折衷，兼取文质。谓“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大智论抄序》）其后僧祐因之曰：“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愚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祐录》卷一）然究其所重，俱不在文体之质雅，而在不失原旨。故僧肇谓罗什译经“务存论旨"（《百论序》）。慧远亦意许“依实出华，务存其本”（《三法度经序》）。僧祐亦谓译经之旨，在使“尊经妙理，湛然常照"（《祐录》卷一）。故本期译经，务以信达为先也。
第二翻译工具之渐完备也。僧祐论早期译经曰：“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乎执笔。或善胡义【胡字在此处指印度、西城而言】，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 ...... 所以旧经文意，致有阻碍，岂经碍哉？译之失耳。”（《祐录卷一）迨至道安以后，主持译事者，如道安，慧远，文章思想俱称巨子。译人如鸠摩罗什兼善华梵。僧睿谓其译时，“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则其所比较原本，当不止梵文。而其助译者，则如睿，如肇，既擅文思，又极警悟。至若西僧之来，常娴梵语，而我国沙门之西去，精学原文，其于沟通阻隔，至为有力。此皆前此之所未备，宜其翻译之较完也，
第三翻译制度之渐严密也。译人之工具既渐善，且因翻译时慎重，亦渐发生译场之组织。我国初有翻译，多属私人授受，既无一定体制，随地随时，皆可译出。此则以梵胡客僧等为主译。得一二义解者笔受，受其所宣泽之义，而著之于文。如经系口诵，则其中或另有人先依其所诵书，为梵字（或胡字）。既著为中文，录讫即成。彼此音义隔阂，无由正是。及后人材既多，能参加者较多，于是分工制渐密。译经之时，有义证者，正其译义之真似。有总勘者，译毕后，覆校其全文。常因求精密，不厌三复。故僧睿记罗什之译《大品般若》曰：“手执梵本，口宣秦言，而译异音，交辩文旨。..... 与诸宿旧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 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出三藏记》卷八）浮陀跋摩之译《毗婆沙》也，沮渠蒙逊“于凉城内苑闲豫宫寺，请令传译理味沙门智嵩、道朗等三百余人，考文详议，务存本旨。”（同书卷十）故当世之译场如姚兴之逍遥园，沮渠之闲豫宫，宋时之道场寺，元魏之永宁寺，规模当均不小。故其所译亦可谓经细心推敲者矣。然译场之组织发达最完，则俟至隋唐后也。（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年）五月起首翻译，直至逝世前一月止，致力十九载，始终不懈，故综其生平显然划分二个时期。四十六岁以前，则“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笃志问学；四十六岁以后，则尽瘁于翻译，并讲学、著作，交流宗教文化。若从学术文化上着眼，玄奘的不朽业绩，还在译著事业。十九年中，共译出大小乘经、律、论以及胜论学派典籍共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译《大乘起信论》，翻译《老子》为梵文，介绍于印度。玄奘译经同时并为弟子讲解经义，【汤用彤先生谓：“盖古人之译经也，译出其文，即随讲其义。所谓译场之助手，均实听受义理之弟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培养出一批青年学者并影响及日本、朝鲜，至窥基而确立中国佛教史上的法相宗（亦称慈恩宗、唯识宗）。【案玄奘门下号称三千，达者七十，但素位而不传其名的居多，其中惟窥基、圆测为杰出，普光、神昉、辩机、法宝、神泰、靖迈、怀素、顺璟、道世、慧立、彦悰、宗哲、嘉尚、利涉等均有所建树，著名于世，而圆测、顺璟之学，影响及朝鲜古代佛学，道昭为日本法相宗的开祖，迄今法系流传。】
即就玄奘翻译的质量来说，其卷帙之浩繁，译笔之精粹，态度之谨严，均超越他前后的译经大师。【据《内典録》、《图记》、《开元録》和《贞元新定释教目録》著録唐代译经约有译者四十六人，译经四百三十五部、二四七六卷左右，而玄奘翻译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约占一半以上，数量惊人，而质量甚高。《行状》：“然译经之事，其来自文起汉摩腾迄今三藏，前后道俗百余人。先代翻译，多是婆罗门法师，为初至东夏，方言未融，承受之者，领会艰阻，每传一句，必详审疑迥，是以倒多说毗。今日法师，唐梵二方，言词明达，传译便巧，如擎一物掌上示人，了然无殊，所以岁月未多而功倍前哲。至如罗什称善秦言，译经十有余年，唯得二百余卷，以此校量，难易见矣。】尤其玄奘在“旧译”长期积累的经验基础上，惩前代繙经之失，【陈寅恪先生谓：“玄奘译经，悉改新名，而以六朝旧译为譌误。”熊十力先生谓：“佛法东来，在奘师未出世以前，所有经论，总称旧译（亦云旧学......）。奘师主译之一切经论，是谓新译（亦称新学）。旧学自后汉至唐初，代有翻译，而罕能达旨。惟罗什介绍般若宗大典，足资研讨。真谛传入唯识宗，颇有端绪，而苦不完（......）。总之，旧译自罗什以外，都不曾作有计划与有体系的介绍，而大典复太少，偶有大典，其能达原著义旨者，盖不多见，奘师以旧译多阙多误为恨，而远走天竺 ...... 回国 ....... 以馈国人。”(《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页一0一）】改进翻译程式，改善翻译方法，关于音和义的问题，提出“五不翻”论，【宋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引“唐玄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而七迷之作乃谓释迦牟尼，此名能仁。能仁之义，位卑周孔，阿耨菩提，名正徧知。此土老子之教，先有无上正真之道，无以为异。菩提萨埵，名大道心众生，其名下劣，皆掩而不翻。”这是玄奘在道安“论五失三不易”和彦悰“明八备”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经验之谈，希望译文达到“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标准。】作为楷式。同时玄奘精娴梵、汉语文，深究原典，开始自任译主，不再依靠外人。
【案我国翻译事业，如自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安清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其后见于《内典録》凡七九四部、《开元録》凡一千零三十七部，《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与《大清三藏圣教目録》凡一千四百六十部，日本《大正新修藏经日録》凡一千六百九十二部。周一良《论翻译文学》谓：“严格说起来，当然没有一部翻译作品能代替原文，但中国翻译佛典从后汉到北宋，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参加的人那样众多，所译佛典内容那样广泛。同时这些经典原本存在的更是凤毛麟角，完全靠译本流传，世界上任何语言里，恐怕都没有这样性质的一堆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这许多翻译作品前后主其事的二百余人，起先大多为中亚、印巴僧人或侨民，由于语文的隔阂，依赖传语的“转译”，不但有譌误和不尽不实之处，也难把原作意义与风格确切地表达出来，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祐録》一：“自前汉之末，经法始通，译音胥讹，未能明练，..... 是以义之得失由乎译人，辞之质文系于执笔。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虽有偏解，终隔圆通。”此类事例，见于《高僧传》与《祐録》的甚多。当时还用旧有哲学名词、概念去比附和解释佛教哲学名词的“格义”方法，从事译经，既不忠实于原文，译文也粗糙拙劣，从东晋到隋末开始有组织地大量译经，如道安、赵整的主持译场，分工较周密，考校亦认真，为鸠摩罗什的大规模译场打下基础。其间译师辈出，著名者如鸠摩罗什、求那跋陀罗、法显、宝云、真谛、闍那堀多等还不能精娴双方语文，通过助手才以畅达的文字，传达原作的精神，初步建立我国翻译文学的基础，从此在翻译方面有了急邃的发展，但这还是翻译史上的“旧译”时代。到了唐初，才开始翻译史上的“新译”时期，玄奘即“新译”创始人。故《宋僧传》三《满月传·后论》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咫尺千里，覿面难通，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次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斯谓之大备矣。”《续传》、《开元録》均谓：“自前代已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迴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乱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翫。”译出中国前此未有的新经典，或舍旧译本，重出新译文。】开创“新译”时期，【案我国翻译事业，自东汉末开始是“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出三藏记集》十道安《地道经序》)，三国、西晋，所译大都限于零星小品，可谓翻译史上的草创时期；从东晋到隋末，可谓翻译史上的发展时期；唐代可谓极盛时期，宋以后即转入衰微时期。其中译师可谓至鸠摩罗什而翻译始“大”，至玄奘而翻译始“备”。(梁启超《佛典之翻译》略分为三期)《祐録》列举新旧译二十四个不同的重要名词，以鸠摩罗什所译为新经，以区别于草创时期的旧经。唐代则又以玄奘所译为新经，以区别于六朝的旧译。近代日本学者境野黄洋以鸠摩罗什之前为古译时期（见所著《中国佛教精史》)，小野玄妙略同境野之说，惟将旧译区分为前后两期（(见所著《经典傅译史》)。参见P. C. Bagchi《中国佛教经典的翻译者及其翻译》。】使唐代译经事业超越前代，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划时代的一页。
【玄奘主持的译场和翻译程序：（一）、译主，是主译人也是译场总负责人，须精通汉、梵文，透澈理解大小乘经典，而为全场所信服，遇有翻译疑义，负判断的责任；（二）、证义，是译主的辅助者，凡是已译成的文字，审查其意义与梵本有无出入或错误，和译主斟酌决定；（三）、证文，在译主宣读梵本时，注意他所宣读的和原文有无舛误；（四）、书手，一称度语，把梵文的字音写成中文；（五）、笔受，把梵文的字义翻成中文字义；（六）、缀文、因为汉、梵文字结构不同，由他加以整理，以符合汉文结构；（七）、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误，同时再将译文回证与原文是否有歧异之处；（八）、刊定，由于梵文和汉文体制不同，刊定所译成的每句、每节、每章须去芜存菁，使其简要明确；（九）、润文，对已经译好的文字，加以润色，使其流畅优美；（十）、梵呗，经过以上九道手续，翻译完毕后，还须用念梵音的方法唱吟一遍，修正音节不够谐和的地方，以便传诵。李思纯《译经工序考》：“译经的情况与工作制度，是逐渐发展的。初由中印间许多居间的民族国家人士们转述，然后到印度梵僧学习汉文汉语后试译，而更由汉族文士们修饰，然后到汉族僧侣们学习梵语后自行翻译。以人数言，从一二人对译，到七八人合译，更从此产生了翻经道场集体合作的工作制度，然后才有所谓工序。这种集体合作的工作，始于隋唐，实为翻译制度的最高发展阶段，不是短期所能造成的。”(《江村十论》页七九)】
唐高宗麟德元年（甲子公元664年），玄奘时年六十五岁。正月一日译《呪五首经》一卷，大乘光笔受。【据《开元録》八，译于玉华寺玉华殿。】
玄奘因多年劳累，力疾翻译，至《大般若经》译讫，自觉体力衰竭，死期已近。正月三日，玉华寺译经诸僧殷勤启请翻译《大宝积经》。【《大宝积经》为大乘佛教的主要经典。《宝积经论》一：“大乘法宝中，一切诸法差别义摄取故，所有大乘法中诸差别者，彼尽摄取义故名日宝积。”全经有四十九会、七十七品，唐以前历代曾译出其中一会或数会分别单行，至菩提流志新译三十六会三十九卷，又甄取以前所译各本共二十三会八十一卷，汇合成四十九会，一百二十卷，成为全本。】玄奘见众情专一，遂勉强翻译数行，【《行状》作四行。】踌躇一会，便收起梵本，向众僧道：“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众预嘱后事。
正月三日，玄奘往芝兰等谷礼辞俱胝佛像，遂绝翻译。初九日因脚跌伤胫，病势沉重，至十七日遂命弟子嘉尚具録所翻经论合七十五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又别撰《西域记》一部十二卷。尚有五百八十二部未见翻者。又録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幢，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千部。
二月五日夜半，玄奘与世长辞。【《慈恩传》、《行状》、《续传》同。《慈恩传》十：“法师病时，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师因损足得病，至其月七日敕中御府宜遣医人将药往看，所司即差供奉医人张德志、程桃捧将药急赴，比至法师已终，医药不及时。】
玄奘 涅槃，文武百官以及僧俗人等莫不悲悼，高宗为之罢朝数日，二十六日，敕玄奘葬事所须并令官给。三月六日，又敕翻经事且停，已翻成者，准旧例官为钞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三月十五日，又敕“玄奘法师葬日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送至墓所”。玄奘遗柩还京“安置慈恩寺翻经堂内，京城道俗奔赴哭泣者日数百千”。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遗嘱，葬于浐水之滨白鹿原。（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版）
（作者：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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