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论·研究] 原创 钱穆《晚学盲言》：国家与政府，人道与人权，道义与功利

将从国家与政府、人道与人权、道义与功利三方面梳理《晚学盲言》的第二部分内容，并尝试以中西社会观的对比来勾勒出政治、社会与人文的脉络，力求完整呈现钱穆在这一部分所表达的思想精髓。

在国家与政府方面，钱穆从政治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差异入手，对中西政治文化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他首先谈及政治的形式。钱穆指出：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时并无一国家观念。以古希腊为例，这片半岛上存在无数分散的城邦，每个城邦拥有自己的政府，而城邦之外的农民则受城邦政府的统治，仿佛被置于一种隐形的桎梏之下。希腊城邦虽有政府，却缺乏民族认同与国家概念。罗马则不同，它是以军事力量为核心的城邦，通过武力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最终发展成庞大的罗马帝国。然而，纵使疆域不断扩张，罗马的统治方式仍保持城邦政府的本质，北至不列颠，西至高卢，南至地中海沿岸，最远甚至触及亚非两洲，其统治模式始终如一。在钱穆眼中，罗马的帝国扩张，只是城邦政府的外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建立。相比之下，中国政治则呈现另一番面貌。钱穆强调：中国自始即有一国家观念成立在先，然后乃有政府来代表此国家，管理此国家之事。自古以来，中国人以朝作为政权象征，寓意天下的秩序与方向，虽历经二十五史的朝代更替，国家本体始终未变。这显示出中国的政治形式是国家式的统治，而西方的政治形式则多为城邦式，强调政府的运作。

在政治权力层面，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通常分为神权、皇权与民权。皇权概念最早由伊斯兰教及其创始者穆罕默德提出，而印度的四阶层社会亦体现神权政治的传统，欧洲的神权政治实际上是亚洲传入的影响。古希腊城邦则以民权与皇权相对立，神权只是后来的权力形式。罗马帝国由于难以统治辽阔领土，晚期借助基督教建立神权政治，而帝国崩溃后，又回归民权与皇权的循环。钱穆认为，西方政治始终把国家视为土地、人民与权力的组合，其核心在于权力，而非道义与德行。权力既有财力，也有武力支撑，因此希腊城邦屡遭马其顿征服，帝国主义必然向外侵掠以获取资源，这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武力崇尚的一大弊端。相比之下，中国政治不以权力为中心，而重在职务与道义的运作。从秦朝统一六国开始，中央政府代表国家行事，各地郡县则执行其职能，自黄帝时期起，政府即承载国家的本体，中国政治本体前后未曾改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政治重视的是国家与道义，而非单纯权力。中国的权力，本质上也是道义的体现，无论君王所率之军，都自称为仁义之师，这正是权力与道义交融的体现。

在人道与人权方面，钱穆指出：人权一词译自西方，中国向无此义，然最知人权大义，最尊重人权者，则惟中国传统文化为然。中国人不以人权名之，而言人道，强调内心的善与义，而非外力的约束。权力的争夺必然伴随冲突，而这种争并非中国文化所倡导。中国的力争上游强调修身养性，立足自身能力，而非与他人争斗。钱穆以格物致知解释道：古人所言物，原指射箭者所站的位置，命中与否取决于技艺，而非环境不利或目标错误。同理，家不齐、国不治、天下不平，皆反映个人能力之不足，而非他人之过。中国人尊重道德秩序而非外在权力，这正是人文精神下的人权精髓。西方的人权则以多数人的权利为核心，通过法律解决争端，但法律仅能制止恶行，不能培养尊重与亲近之心；而中国的人道则通过教育与文化熏陶，使人自觉尊重他人、亲近他人，这种尊重是天赋人权的体现。孝道便是典型例子，子女对父母的尊亲，以及父母应享的权利，构成了中国人心中最真实的人权观念。钱穆总结道：若国人深知炎黄五千年文明、历代祖宗的艰苦建国史与文化传承，则人权之道自近而明，不必向外求索。

在道义与功利的比较上，中国文化属于内倾型，强调内心修养与精神追求，将人文精神体现为道义。西方文化则为外倾型，注重物质创造与功利，社会精神多体现为功利性。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注重耕耘而非收获，人与人之间以协作为主，家庭秩序强调父慈子孝、夫妇和睦，因此社会追求的是道义而非功利。西方自古以商业立国，追逐利润导致人与人之间竞争激烈，社会学术与政治多为功利服务，从希腊至现代，矛盾与问题皆源于物质与功利的追求，而学术思想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生，功利色彩浓厚。中国人则由情感出发生理智，追求忠孝仁义的内心规范。社会精神中士的存在尤为突出，士代表道义，是社会精神的具体体现。晚唐五代时期士的精神衰微，至宋代又复兴，士出仕为道义而非君王，未出仕则为师，其目的无非在道义的建立与传播。西方社会缺乏士的概念，人们从政为权力，从教为谋生，其行为动机多为功利。 钱穆以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岳飞精忠报国三例，阐释道义与功利的差异。在功利观下，他们似乎未能成就事业，是失败；在道义观下，他们的忠诚与大义使其无可置疑地成功。西方社会往往仅缅怀拿破仑的权势高峰，而忽略其个人情感与道义价值。钱穆强调，中国文化之杰出在于五千年文明中民族国家的持续长存与日益昌盛，正源于道义心而非功利心。这一对比凸显了中西社会精神的本质差异，也揭示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在力量与持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