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续唐韩愈的复兴儒学
孟子并非宋代才开始被重视，而是早在唐代儒学复兴运动时就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唐代的韩愈把孟子作为反对杨墨学派的榜样，他在当时致力于抵制佛教和道教，提振儒学。韩愈提出儒家道统观念，明确认为孟子是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虽然韩愈的这些努力在唐代并未长久，但他点燃的思想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宋代的知识分子中激起了更强烈的复兴儒学、推动改革的热情。宋代的儒学继承了韩愈的道统观念，并尊崇他作为儒家思想的领军人物。
宋代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文坛流行的西崑体持批评态度。西崑体继承了唐末五代时期追求华丽文采的风格，但忽视了文章应有的社会实用性。受到唐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影响，宋代继续沿用唐代的选拔标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这样的风气导致了学术思想的贫弱和空洞。
面对这种局面，一批有志之士开始寻求改变。他们效仿唐代韩愈，视其为复兴儒学的榜样，发起古文运动，旨在通过文风的改革来振兴儒学。古文运动与儒学复兴相辅相成，强调文辞的实用性，认为文章应具备教化作用，能改变社会风气。虽然文与道的关系在解释和实践上可能有所不同，但以道为核心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
二、与佛老思想的抗衡
儒学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几乎都将佛教和道教视为阻碍。韩愈之所以建立道统观并确立孟子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是因为孟子在他那个时代坚守儒家信念，坚决反对杨墨学说。到了宋代，儒学复兴与佛道思想的抗衡变得更加复杂，宋代的儒者不仅继承了唐代的道统观念，还开始反思为何儒学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并对佛老思想流行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思考。宋代的知识分子在抗衡佛道的过程中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通过政治和宗教改革来解决问题，另一派则专注于建立儒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政教改革派认为，佛道思想之所以盛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和政教体系出了问题。只有通过振兴社会、改革政教，才能使佛道思想逐渐失去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宋代初期的多次变法（如范仲淹的庆历变法、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便应运而生。王安石的改革不仅在政治上做出调整，许多政策也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
另一派理学家则着眼于建立儒家学说的生命观和世界观。他们认为，儒学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首先要肯定世界的实在性，以抵制佛道思想中的虚无主义。他们还主张建立一个宏观的生命观，强调宇宙和人生的联系，将两者结合起来。周濂溪和张横渠的理论着重于宇宙的构建及宇宙与人生的关系，到了二程兄弟时，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论，强调通过养心养气来提升个人修养。
三、宋代君主对孟子学的支持
宋代提倡儒释道三教并行，但君主对儒学的支持力度有所不同。宋太祖意识到儒学在稳定政权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儒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推崇，但由于他忙于巩固政权和收复失地，对文教改革的关注相对较少。继位后的宋太宗，尽管在文教方面有所建树，但也未深入改革，仅对外部形势做了一些改变。他本人倾向于信佛，道教活动频繁，因此在他的统治下，儒学的表现并不突出。
直到宋真宗继位，儒学才迎来了发展的契机。真宗时期，国家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社会风气较为安定。在这种背景下，儒学迎来了复兴的机遇。真宗虽然尊崇佛教，但也未忽视儒学，尤其特别推崇孟子。他曾下诏对《孟子》进行整理，确保其作为儒家经典的权威性。仁宗时期，《孟子》被纳入科举考试内容，标志着孟子在官方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到了神宗时期，王安石的改革得到大力支持。王安石本人十分推崇《孟子》，其变法政策多基于孟子的思想，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在王安石的推动下，《论语》和《孟子》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孟子的地位逐步提升，从子部移入经部，最终被列入孔庙祭祀。
此外，二程兄弟为儒家道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四书的概念，后由南宋朱熹确立为儒家经典。这一体系强调孟子作为道统的继承者，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性。
尽管儒学和孟子的崇尚起步较晚，但随着知识分子努力的推进和宋代君主逐渐对孟子学说的认可，孟子的地位在政治和学术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曾遭遇不少反对声音，但君主的支持和保护使得孟子得以在宋代逐步升格，并成为儒家道统的重要代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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