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言，《资治通鉴》是帝王之镜，更是众生之书。
它记录的不仅是王朝兴衰，更是无数个体在命运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
千年史册翻过，那些能在乱世沉浮中站稳脚跟的人，往往深谙三个朴素的道理：不糊弄，不摆烂，不抱怨。
世事艰难，糊弄终会露馅，摆烂必致沉沦，抱怨徒增烦扰。
唯有直面，方能破局。
他们的故事，穿透纸背，至今回响。
翻开《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在上演。
智伯的家臣豫让，在主人被赵襄子所杀、头颅被漆为饮器后，陷入了真正的绝境。
国破家亡，主辱臣死，他似乎已无路可走。
然而，豫让没有选择消沉或逃避，他喊出了那句震铄古今的誓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智氏之仇矣！”
为了接近仇人赵襄子，他不惜“漆身为癞，吞炭为哑”，彻底毁掉自己的容貌和声音，行乞于市。
第一次刺杀失败被擒，赵襄子感其义气释放了他。
但豫让并未放弃，更未糊弄自己复仇的决心。
他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准备第二次刺杀。
命运再次捉弄，他因马惊而暴露。
面对赵襄子“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灭之，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智伯”的质问，豫让的回答掷地有声：“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他自知必死，只求击刺赵襄子之衣以明志，最终伏剑自杀。
在绝对的绝望中，豫让以最惨烈的方式，拒绝向命运摆烂，践行了心中的“义”，虽死犹生。
千年后，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中，詹天佑的身影同样诠释着拒绝摆烂的精神。
1905年，当清政府决定自力修建京张铁路，面对外国人的嘲笑和复杂险峻的关沟段，詹天佑没有退缩，更没有敷衍塞责。
他带领工程人员，背着标杆、经纬仪，在悬崖峭壁上定点、测绘。
面对八达岭隧道长、工期紧的难题，他创造性地采用了“竖井开凿法”，增加了工作面。
为解决青龙桥附近坡度过大的问题，他匠心独具地设计了“人”字形折返线路。
没有先进设备，就靠人力与智慧。
没有外国专家，就自己摸索攻坚。
他常对助手说：“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历时四年，这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提前两年通车，粉碎了“中国人不能自建铁路”的断言。
詹天佑在技术落后、资源匮乏的绝境中，以科学的态度和顽强的意志，拒绝摆烂，成就了民族铁路事业的丰碑。
绝境，是考验灵魂的熔炉。
糊弄和摆烂，只会让熔炉变成坟墓。
豫让的剑，詹天佑的轨，都在无声地宣告：纵使深渊在前，也要挺直脊梁，一步一个脚印地凿出生路。
真正的强者，不在顺境中显赫，而在深渊里拒绝沉沦。
《资治通鉴》卷六记载了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的悲剧。
李牧，这位曾大破匈奴、令其十余年不敢近赵边的“军神”，在秦军压境的危难时刻，被赵王迁委以重任，抗击强秦。
他深沟高垒，固守不出，消耗秦军锐气，寻找战机。
他的策略卓有成效，秦将王翦深知李牧不除，灭赵无望。
于是，秦人使出了反间计。
重金收买的赵王宠臣郭开，开始在赵王面前日夜诋毁李牧，诬陷他与副将司马尚意图谋反。
昏聩的赵王迁听信谗言，不加核实，便下令解除李牧兵权，由赵葱和颜聚替代。
当使者手持王命抵达军营时，李牧面临人生最残酷的背叛。
君王不信，佞臣构陷，前线将士的生死存亡系于一线。
《资治通鉴》用冰冷的笔触写道：“李牧不受命。”
他深知临阵易帅乃兵家大忌，赵国危在旦夕。
然而，君命难违，使者催促。
李牧没有选择公开抱怨君王的昏聩，没有斥责郭开的无耻，也没有煽动将士抗命引发内乱。
他选择了最沉默也最刚烈的方式：“牧曰：‘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余万骑…’（此处简述李牧功绩以示其能，非抱怨之词）今王信谗，臣固知赵必亡矣。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然今王疑臣至此，臣亦不敢惜死以误国事。唯愿王察之！”言罢，交出兵符，慨然引剑自刎于军门之前。
李牧用生命承担了责任，至死未发一句对背叛者的怨怼之辞，只留下一声对国家命运的悲叹。
他的死，直接导致了赵军的崩溃和赵国的迅速灭亡。
这份在滔天冤屈与背叛面前强忍悲愤、戒除抱怨、以死明志的担当，令人扼腕，更发人深省。
历史的回音在二十世纪中叶再次响起，主角是钱学森。
当这位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决心返回新中国效力时，遭遇了美国当局的无理阻挠和背叛。
莫须有的罪名扣下，移民局非法拘留，联邦调查局严密监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活开始。
他的行李被扣押，研究手稿被没收，人身自由被剥夺，甚至时常接到恐吓电话。
面对如此不公的待遇和巨大的精神压力，钱学森没有沉溺于抱怨。
他没有公开指责美国政府的蛮横，也没有在私人信件中过多宣泄愤怒。
他将精力转向了全新的学术领域——工程控制论，在受监控的家中潜心著述。
同时，他利用一切合法途径，机智地与当局周旋，寻求归国之路。
他将求救信写在香烟纸上，夹在给欧洲亲戚的家书中，最终辗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在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这封信成为中方要求美方放人的关键证据。
漫长的五年里，钱学森把被背叛的愤懑，化作了深沉的思考和更坚定的归国意志。
他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没有时间抱怨，我必须为回去后能做什么做准备。”
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钱学森终于踏上归途。
他戒除抱怨、专注行动的坚韧，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基石。
背叛如同淬毒的冷箭，抱怨则是任由毒液蔓延。
李牧的血，钱学森的忍，都印证了一个道理：遭遇不公，沉溺抱怨只会消耗自己，模糊方向。
真正的智者，会咽下苦涩，将冤屈转化为沉默的力量，或如李牧般以死守责，或如钱学森般砥砺前行，在至暗时刻守护内心的光，等待破局的时机。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的传奇。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局如走马灯般变幻。
李泌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每一次权力更迭都伴随着腥风血雨。
他亲眼目睹宰相杨国忠被乱刀分尸，亲历肃宗听信谗言诛杀建宁王李倓，更在代宗朝因得罪权宦鱼朝恩而被迫归隐。
当德宗因“泾师之变”仓皇出逃奉天，大唐国运悬于一线时，年过六旬的李泌再次应召出山。
面对满目疮痍的江山和猜忌多疑的新君，他没有丝毫糊弄。
他不避嫌怨，力劝德宗与回纥结盟共抗吐蕃，哪怕曾被朝臣攻击“勾结胡虏”。
他洞悉藩镇军阀李怀光的反复无常，直言其“包藏祸心”，坚持调兵防备，最终避免了一场更大叛乱。
当德宗欲废太子另立时，他深夜叩阙，以死相谏：“陛下昔欲废太子，臣不敢言；今太子无罪，陛下奈何听信谗言？若必行此，臣请先死于此阶！”
在波谲云诡的朝堂上，李泌始终以“至诚”立身，以“务实”为政，从不因时局艰危而敷衍塞责，更不为保全富贵而曲意逢迎。
他用一生践行了《资治通鉴》所倡的“为社稷死则死之”，在无常乱世中筑起一道不糊弄的脊梁。
历史的指针拨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华北平原上，一个叫费孝通的年轻学者，正徒步穿行于炮火与饥馑交织的乡村。
日军铁蹄步步紧逼，学术机构流离失所，研究条件极其恶劣。
许多人劝他暂避海外，或写些应景文章敷衍。
费孝通拒绝了。
他背起行囊，深入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一住就是两个月。
没有经费，就自掏腰包；没有助手，就独自访谈；白天与农民同吃同住，夜晚在油灯下整理笔记。
轰炸机在头顶轰鸣，他伏在田埂下护住调查手稿；疟疾高烧不退，他仍挣扎着记录婚丧嫁娶的细节。
他对自己说：“若不能真切理解乡土何以破碎，救国便是一句空话。”
一年后，浸润着血汗与诚意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的里程碑”。
书中没有一句空喊的口号，只有对蚕丝业凋敝、土地制度僵化的冷静剖析，为中国乡村变革提供了最扎实的注脚。
战火纷飞中，费孝通用双脚丈量苦难，以笔墨解剖真实，绝不因国难当头而降低学术标准，更不为个人安危而糊弄时代赋予的使命。
无常是世间的常态，糊弄是弱者的盾牌。
李泌的谏言，费孝通的笔，都刺穿了这面虚幻的盾。
他们在惊涛骇浪中锚定一点：事无论大小，境无论顺逆，当为处必竭其力，当言处必尽其诚。
不糊弄，是对无常最有力的回应，是在混沌中守住的那方清明。
千年青史如镜，照见多少兴亡。
《资治通鉴》里那些不糊弄、不摆烂、不抱怨的灵魂，穿透尘埃，依旧铮铮作响。
豫让的剑光，李牧的沉默，李泌的诤言；詹天佑的轨，钱学森的稿，费孝通的笔……他们以血肉之躯，在各自的绝境中刻下“担当”二字。
世事从无坦途，糊弄终露马脚，摆烂必致深渊，抱怨徒增枷锁。
唯以不欺暗室的诚，不坠青云的志，不怨天尤人的韧，方能在洪流中站稳。
看透无常而不敷衍，历尽背叛而不沉沦，身处绝境而不放弃——这便是《资治通鉴》留给后世最硬的骨头，最亮的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评论 评论 (5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