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思炜教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6年第1期，责任编辑高明祥，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谢思炜，1954年生于北京，原籍贵州习水。1982年、1984年、1996年分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1984年起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1年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白居易集综论》《唐宋诗学论集》《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杜甫集校注》《唐诗与唐史论集》《汉语诗歌的词汇与句法》等。本刊特委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成晴副教授采访谢思炜教授，撰为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早年读书与治学经历
李成晴谢老师您好！受《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委托，今天我来和您做一个访谈。先从您早年的读书经历开始吧。作为恢复高考第一年（1977）的大学生，您的高考志愿填报的都是中文系，这和您的家学有关，还是出于您自己的兴趣所在？
谢思炜我们并非书香世家，谈不上家学传承。我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可能更多源于个人偏好。父亲毕业于英语系，虽不专攻中文，却一直有意识地购买一些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籍。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书籍既少且贵，他仍尽力购置了不少文史类著作，包括古籍整理本和相关研究著述。他曾在中学任教，也能从学校图书馆借出一些书。这些书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并未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在上大学之前，曾有一段自由阅读的时光。那时涉猎过文学、历史乃至政治、哲学等各类理论书籍，但总体而言，兴趣始终偏向古代文学。
李成晴我了解到，您的父亲是谢亮生先生，曾求学于西南联大，毕业于老北大的外语系，他是否会对您的志趣有一些影响？
谢思炜父亲在西南联大读的是英语专业，至于当初为何选择英语，我并未问过他。他在西南联大只读了一年，第二年便随北大回迁北京。改革开放之前，他一直在中学教书，外语几乎用不上，因此很少提及那段经历。改革开放后，随着出版社陆续恢复建制，他调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室主任，积极推动了一些译介项目，例如“剑桥中国史”系列。父亲在其中承担了联络工作，并参与多卷的翻译。有篇文章为《剑桥中国史：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推荐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父亲便带着我，与杨品泉先生合作，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父亲很少干涉我们的选择，家庭氛围十分宽松。他并没有刻意培养我们什么，更多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教育方式。在我考大学、选专业这些事情上，其实与父亲交流不多；他持开放态度，见我喜欢文学，便说报自己喜欢的就好。不过有一点，父亲一直很偏爱理论思辨类学问。他上大学时曾去听贺麟先生的课，贺先生也认为他适合从事哲学研究。我想，我后来对理论及逻辑思辨问题的兴趣，或许也受到他的影响。
李成晴我看到您书房的这幅字是启功先生所赠：“飞鸿。启功试笔。飞鸿响远音，谢康乐之志也；举首望飞鸿，《西洲曲》之情也。同一物，所寓不同如此。一九八三年初再识。”您曾师从启功先生，能讲一下他对您的影响吗？尤其对您学术上的指导。
1983年启功先生赠谢思炜“飞鸿”书法
谢思炜当时每学期都由老师布置看书，唐宋方向的研究生就唐代花一年时间、宋代花一年时间。唐代两个学期，第一学期读李白集，第二学期读杜甫集。任务是提交一篇读书报告或论文，谈谈发现、解决了什么问题，然后启先生再和我们讨论。启先生给我们讲，研究古代文学，文献学是基础，而文献学里最重要的是校勘。第二学期读杜甫的时候，我尝试一边阅读一边做校勘，那时候也已经听说山东大学刚启动“杜甫全集校注”的项目，当然那时还接触不到相关成果，我就根据能找到的杜甫集的一些最重要的版本做了校勘。这个对我来讲确实是很有收获的，一方面是对文献校勘基本方法的训练，另一方面通过校勘摸清了杜甫集的整体情况。同时，我心里也有了数，就是仇注、钱笺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启功先生对我们学生的影响，首先是整体层面的，包括为人、治学等。当时我们的导师其实是两个人——启功先生和邓魁英先生，有些具体的事情是邓先生给我们布置。拜访启先生的人特别多，他本人也十分好客，家里从下午到晚上，总是有客人。我们学生也了解这个情况，通常都在下午的晚饭前，到启先生那里去。坐那儿也不一定有具体的事情，就是跟启先生聊天。启先生有时问我们读书的、系里的和社会上的事件，让我们给他讲，听听我们的看法。那时候日常接触非常多，当然也包括听他讲对很多学术问题的看法。总的来说，就是言传身教吧。我们学生对先生的治学，包括他对世道人心的态度，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回忆从启功先生学习的二十年，一个最大的收获是见识了做人和治学的高境界。
谢思炜和导师启功先生合影
李成晴在您求学的道路上，还有哪些先生对您影响比较大？
谢思炜首先是邓魁英先生。当时由启功先生与邓先生共同指导研究生，而日常学习中给予我们最直接教导的主要是邓先生。因此，启先生曾由衷称赞邓先生“不是‘帮’我培养博士，而是‘代’我培养博士”。邓先生于1949年考入辅仁大学，那时尚未经历院系调整，她后来指导学生的方式，也部分承袭了辅仁大学的传统。例如，她曾在刘盼遂先生指导下精读李善注《文选》，后来带我们时，也坚持每学期研读一部集部经典。她认为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读原典、打基础。邓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兼具女性学者特有的温和含蓄，同时在学术与日常事务中都极有主见。此外，她的先生聂石樵教授也对我们多有教益。我们去邓先生家请教时，也常向聂先生提问，而他总是乐于与我们交流。聂先生虽是典型的传统学人，却毫不守旧，反而格外强调理性思维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工作之后，傅璇琮先生与中华书局也给予我很多支持。由于常有开会或合作的机会，我与傅先生见面较多。他常谈起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未来的学术计划，这些交流对我启发颇深。
1996年谢思炜伉俪与邓魁英教授合影
李成晴在正式进入杜甫、白居易研究之前，您有过哪些学术准备？探索过一些什么样的学术领域？
谢思炜首先是语言方面，我曾自学日语和英语。有一段时间，我对禅宗产生兴趣，翻译了铃木大拙的《禅学入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当时学界正兴起一股谈论佛教与禅宗的风气，我最初从二手介绍性著作入手，随后逐渐转向阅读佛教、禅宗的原典。我曾撰写《禅宗与中国文学》一书，这一选题源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的“××与中国文学”系列。从事这一课题也与我个人学术兴趣的转变有关。在此之前，我偏好“记问之学”与“章句之学”，对理论和思想类议题不太感兴趣。或许受到20世纪80年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我开始慢慢阅读一些译介的文艺学与哲学理论著作。
此外，我也曾涉足宋代文学文献的研究，这与我们当时的导师课程安排有关。导师课第二年聚焦宋代，我第一学期研读苏轼集，第二学期则集中阅读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相关别集。我的硕士论文以“吕本中与江西诗派”为题，最初也是从校勘入手：先对吕本中的文集进行系统校勘，随后为其编订年谱，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论文答辩时，傅璇琮先生担任答辩主席，他此前编纂过《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中华书局1978年版），对我的选题十分熟悉，并给予了积极评价。正是由于这一机缘，后来傅先生参与主编《全宋诗》需要准备样稿时，便委托我负责尹洙与吕本中两家的整理工作，包括诗歌校点与小传撰写。另外，在系统研究白居易之前，我还对《全唐文》进行了整体梳理，虽未逐字细读，但通过有详有略的查阅，积累了大量与白居易研究相关的材料，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对唐代的整体认识。
1996年谢思炜博士论文答辩会现场与傅璇琮先生合影
李成晴关于英文、日文，您都有过翻译著作，分别是日本铃木大拙《禅学入门》和美国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中的语言工具呢？
二、杜甫与白居易
李成晴接下来，我们重点谈您校注过的白居易和杜甫的集子。您所做的《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约有三百多万字。请问您做白居易集研究的机缘是怎样的？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谢思炜确定博士论文方向时，启功先生建议我以白居易为研究对象，“白居易集综论”这一题目也正是他亲自为我拟定的。启先生非常喜爱白居易，能随口背诵大量白诗。他有一方小印，刻有自书“元白”二字，书房对联亦为“元白辞章新乐府，倪黄画法旧师传”。印象中，他还多次书写“乐天者寿”四字。记得他曾半开玩笑地说：“白居易的诗还需要做注吗？”这话背后其实体现了他对白诗烂熟于心的深厚修养。
其实，最初我还没想到要为白集作注，而是想先作校，即梳理《白氏文集》的流传、日本古抄本《白氏文集》与《新乐府》的来源及其校勘价值，以及敦煌本白居易诗的性质等问题。随后，研究范围逐步扩展至明刻本白集、《白氏讽谏》、《白氏策林》，以及明本《文苑英华》中所收白诗。这些文献研究构成了《白居易集综论》的上编。下编则为一系列的专题论述，涉及白居易的家世、与中唐儒学的关系、佛教影响、文学思想、叙事诗特征，以及与李商隐的比较等。
校勘工作完成、《白居易集综论》出版后，我正好有一段空闲时间，便想在校勘基础上尝试为白集作注。当时或许存在这样一种观念：李白、杜甫已有王琦、仇兆鳌等清人注本，我们需要开拓新的研究方向。白集历来注本较少，此前仅有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一种系统笺注。中华书局虽曾出版顾学颉先生整理的《白居易集》校点本，但仅作标点，未加笺注，类似冀勤先生整理《元稹集》的方式。听说顾学颉先生原有校注计划，可惜因年事已高未能实现。考虑到我在《白氏文集》版本资料的收集上已相对齐备，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注释工作，仍有其学术意义。于是从2000年起，我正式启动了这项注白工作。起初并未与出版社接洽，但后来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
1996年谢思炜博士学位照
李成晴在校注白集的过程中，您也和日本学术界结下了很深的学缘，并且去日本寻访了一些和白居易有关的文献实物。
谢思炜确实如此。最初，明治大学的神鹰德治先生与成田山佛教研究所的太田次男先生对我帮助很大。1998年，我前往日本名古屋学院大学担任为期一年的中文讲师，期间得到多位学者的支持，协助我收集了大量研究资料。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如川合康三、下定雅弘、内田诚一、静永健、陈翀等先生。白居易在日本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日本语境中，“文集”一词甚至常特指《白氏文集》。正如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描述的白诗在唐代的流传盛况：“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集虽然在日本的传播未至如此程度，但在贵族阶层中流传极广，并留存众多抄本。我当时尽可能查阅了部分原本与复制本。2007年，我再次赴日，系统考察了多个机构所藏白集写卷，包括大东急记念文库、内阁文库、斯道文库、金泽文库等，亲见了那波本《白氏文集》及《管见抄》等重要文献。期间勉诚社还组织了一场座谈会，其纪要后来发表于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年报》。
2007年谢思炜、陈翀在日本九州大学
李成晴您在《白居易诗集校注》前言中讲到您注释的内容主要包括“史实与社会生活、用典、语言”三个方面，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社会生活”方面，您在作注时是如何把握的？
谢思炜所谓“社会生活”主要指诗歌所反映出的诗人及其所处时代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与日常传统。例如，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赠答诗，就常常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元稹曾将白居易的诗题满阆州西寺的墙壁，而白居易则从中遴选百篇，题写在自己的屏风之上。这类行为背后涉及的是唐代盛行的题壁文化。然而，若要全面注释唐人题壁传统，相关史料实在过于庞杂。我们在注释时，只须选取最直接相关的例证。比如白居易《答微之》题注中提及“微之于阆州西寺，手题予诗”，恰好与元稹《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中“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一句相参证，因此注释中仅引此一条便已足够。再比如，白居易在多首诗中写到“卯饮”或“卯酒”，如《卯饮》中“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氎裘”的描写，展现出一种闲适自得的生活情态。那么“卯饮”究竟指什么？它是在清晨卯时饮酒的习惯，既可空腹独酌，也可邀友共饮。在注释《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崔二十四同饮》中“心期同醉卯时杯”一句时，我采用本证的方法，引用了白居易《与诸客空腹饮》“曲神寅日合，酒圣卯时欢”和《卯时酒》“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两处诗句，试图说明“卯饮”很可能是白居易非常个人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检索同时代或更早的唐诗可以发现，其他唐代诗人并未提及这一行为。
李成晴您的《白居易文集校注》对碑志非常重视，全书引用约一百五十处，并且对白集“母曰”“侍中肱”以及元稹称其外祖“官族甲天下”诸处皆有发覆之说，请问您在校注时是如何调查并使用碑志等出土文献的？
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
谢思炜利用碑志文献进行研究，在唐代文史领域中几乎是必然的选择。除了少数被载入正史的人物外，大多数唐人的生平材料极为有限，碑传与墓志便成为还原其生平的主要依据。在校注过程中，我主要借助碑志与《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以此考证如荥阳郑氏等家族中的相关人物。此外，白居易所撰制诰中涉及的不少人物，以往我们对其知之甚少，但出土墓志中恰有多篇内容能与白氏制诰对应，为理解文本提供了关键线索。实际操作中，我主要依托几种墓志检索目录，如《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以及气贺泽保规先生编纂的《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等。查阅这些目录索引时，虽常有空手而归的情况，但只要坚持检索，终能有所收获。若要在校注前通读所有出土墓志，几乎是不现实的。当然，一些著名文人的墓志一旦出土，便会引起学界广泛重视，相关研究与利用也更为充分。启功先生在讲课时就非常强调书法与碑刻文献对传世文集的校勘补正价值。他所撰《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一文，列举了多个重要例证，在学界影响深远。
李成晴我们再谈谈杜甫和杜诗。您正式开始《杜甫集校注》，要在《白居易文集校注》之后，不过之前您好像没有中断过杜甫研究？
谢思炜1978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后，我有幸听过许多老先生的课程，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讲授的杜甫专题。后来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启功先生与邓魁英先生，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我第一次系统通读杜甫诗歌，使用的读本是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正如之前提到的，我在研究生阶段曾对杜甫集作过初步校勘，所用底本为宋本《杜工部集》（即“二王本”），该本自身并不完整。我在校勘时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几种宋本，如《九家集注杜诗》《草堂诗笺》及黄鹤注本等。在这一过程中，我注意到宋本《杜工部集》中原附有一些注释，关于其性质，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为此我专门展开调查，并判断这些注文实为杜甫自注，据此撰成《〈宋本杜工部集〉注文考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一文。此后，我又陆续撰写多篇论文，探讨杜诗的自传性、伦理内涵、自省意识、叙事艺术及禅宗信仰等议题，这些研究相对偏向思辨层面。事实上，我曾考虑将杜甫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但最终确定研究白居易后，杜甫方面的研究进度有所放缓。待到真正着手进行《杜甫集校注》时，我遇到不少实证层面的“拦路石”，只能逐一攻坚。例如杜诗与《文选》注的关系问题：杜甫既引用李善注，也参用五臣注，却又有不少诗句与两家注文皆不相合。此外，还有一些相对冷门却无法回避的难题，如《杜工部集》中的历法问题，以及杜诗中“杂种”与“杂种胡”的释义等。这些研究也与我此前的工作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我在关注禅宗与中国文学关系时，曾专门思考杜甫思想中儒与禅的交融，尤其注意到他晚年诗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句，并撰文探讨净众宗、保唐禅与杜甫晚年禅宗信仰的关系。后来偶遇复旦大学的陈允吉先生，他表示对这一研究较为认可。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李成晴您刚才举到杜诗自注的例子，陈尚君老师《杜诗早期流传考》也认为杜集曾经杜甫本人编定，许多自注皆非写诗时所加，多是编定时所加。与此相关，我有一个一直比较关切的问题：如果发现有个地方是杜甫的自注混入题目之中，我们如果做校勘而又没有文献证据，只能通过逻辑推理，这属于“理校”吗？
谢思炜唐人制题自有其义例，可以根据所总结的义例，对文本进行校勘。当然，这种校勘一般应通过校记说明，不能直接改动底本。此外，制题方式是文人约定俗成的，后代根据写本刊刻时也会有某种习惯的处理。首先要尽量恢复刻本面貌，有可能的话再进一步追溯写本面貌。只是唐写本可见材料很少，受到很大限制。题下注与题相混的情况，既有可能是抄写中就有的，也有可能是刊刻时出现的，有时确实很难判断。这与涉及文字本身正误的“理校”还不太一样。
李成晴您的《杜甫集校注》以宋二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维持了底本编次原貌；萧涤非先生等《杜甫全集校注》用的是编年体例。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谢思炜古籍整理有多种体例，其实宋人在整理唐集时，也得首先考虑这个问题。古人编次文集，有分体、分类、编年等多种体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王国维先生的一个观点，大意是说读杜诗要读编年本，“分类本最可恨”（《宋刊〈分类集注杜工部诗〉跋》）。在王国维先生看来，分门类纂是南宋书坊的俗本做法，不足为训，而编年本便具有“史”的意义。其实我在《杜甫集校注》中，每首诗下面也尽量考订系年，有一些承袭黄鹤、钱谦益等旧说，有一些则推翻了他们的编年意见。之所以按照二王本底本的编次原貌，主要还是从文献存真的角度考虑。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杜甫集的唐写卷本了，而二王本里面的诗与诗的编次关系，虽然经过了宋人之手，但应还是有限度地存留了写卷本的一些原貌。这从文学文献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
李成晴您曾经提到杜诗与安史之乱是个文学、史学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的课题。您觉得杜甫和杜甫集的研究，后面还有怎样的可能性？
谢思炜这个一时不太好说，但我总感觉杜甫研究是可以且应当同相关领域研究一起往前推进的。唐史研究的深入、唐代语言词汇的考索以及唐代文献与文集形制的考察，都会助力杜甫研究。我之所以说杜诗和安史之乱值得关注，是因为在注杜诗时发现，史学界对安史之乱一直没有系统深入的调查。比如《塞芦子》，旧注如黄鹤认为是至德二载（757）作，浦起龙《读杜心解》加以发挥，认为这是杜甫的“筹边策”，面对当时太原事急、边兵撤备，杜甫建议唐军“塞断芦子，预遏贼人西进之路”。仇注又认为是至德间陷贼中作。但是根据这首诗提到贼首时称“思明”（“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我推断诗成于安禄山、安庆绪死后，也就是乾元二年（759）。根据史料推考，唐军当时已进驻洛交，就是“今夜鄜州月”的“鄜州”，占据长安以北大片区域，根本没有必要退守到芦子关。这是相对明确能研究清楚的，但还有一些杜诗比如《北征》“夜深经战场”，到底指哪一次战事，都还没研究清楚。
李成晴您能谈一下，在对白居易集和杜甫集研究和注释的过程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您对二者不同风格的考量，是不是会影响您注释的策略和方法？
谢思炜阅读感受的差异，本身就受到两位诗人不同风格的影响。不过在校注实践中，通常不直接涉及作品的文学评析。当然，这两部集子在编次与体例上也各有特点：白集较多地保存了写卷的原始面貌，更能体现白居易本人的编纂意志与个性；《杜工部集》成于北宋时期，由众本汇辑而成，其编排体例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宋人的理解。白居易与杜甫的诗文风格确实差异显著。白诗语言相对平易，注释的难点往往不在典故本身，而在于其中涉及的时事背景、政治运作乃至社会用语，这些都需要特别留意。杜诗则素来被视作“无一字无来处”，因此即便是看似浅白的句子，也不能轻易放过，必须追溯其语源与出处。此外，白居易无论在朝或外任，都曾担任多项重要职务，其诗文深度参与并反映了所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况；杜甫则更多是一种远距离的观照与回望，正如他诗中所谓“每依北斗望京华”。在具体注释过程中，我并未采用某种固定的方法，基本仍是就事论事，力求将每一处都注解清楚。
李成晴您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四十年，到现在，唐代的研究积累有目共睹，但也遇到后劲乏力的情况，您有哪些观察和思考吗？
谢思炜近些年的具体情况，我已经不太了解了。陈尚君老师的《唐五代诗全编》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当然，像这样规模宏大的著作，评价起来并不容易，需要具备相关研究积累和判断力的学者，真正去研读文本，对照前人已做的工作，仔细审视它在哪些方面有所推进。不过我想，这套书的问世，无疑具有总结性的意义，它是对过去几十年唐诗文献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整理与写定。
唐代研究的发展是一波一波的。某个阶段会出现集中性的突破成果，另一个阶段则可能相对沉寂，而这种沉寂也未尝不是在为下一轮进展蓄势。研究风气的变迁，其实有脉络可循。一方面，整体研究始终在持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关注的焦点已从李白、杜甫、白居易这类大家，扩展到了各个层级的诗人与文学群体。经典作品固然值得深耕，而《全唐诗》中仍有大量未被充分关注的诗作，该如何处理与研究，学界也正在不断探索。此外，以问题为导向的专题性研究，也涌现出不少扎实的成果。但若问我对整个唐代文学文献研究有何根本性的看法，我目前还难以概括。或许我们需要等待大学者的出现，以提供更具系统性的见解。
三、注诗之学
李成晴我们从事传统文史之学的人，大都有“注一部书”的理想，您实际注了两部。
谢思炜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最初读的是《杜诗详注》。阅读时发现书中存在不少问题，就随手用小纸条做了标记，夹在相应的书页里。后来因为博士论文选定以白居易为研究方向，便先着手进行了白居易诗集和文集的校注工作。从事古籍校注，这类研究之所以“显得”重要，很大程度上与其研究对象本身的分量有关。就杜甫而言，正因为他是被尊为“诗圣”的杜老先生。中国历史上诗人辈出，诗作浩如烟海，但杜甫的地位与影响可谓独一无二，早已渗透到文学传统的方方面面。能为杜甫、白居易这样的大家作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沾了他们的光。
李成晴记得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您也曾说“注书是细读原著的最好方式”。
谢思炜这个说法当然并非普适，主要是针对专业研究者而言。在我看来，“注书”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文本细读方式。如果只是泛览杜诗或白诗，自然不必亲自去作注释；这话也不是对刚进大学的中文系学生说的，那样恐怕会让他们望而生畏。我想强调的是，若你已进入研究阶段，打算专研某位诗人，特别是经典大家，那么细读其别集并亲手为之作注，或许是走近他最好的途径。当年老师教导我们，研究的基础是认真读别集，但一般不直接要求学生去作注，毕竟工作量太大，不便强求。然而，如果你未来有志于学术，那么从事一次注书工作，对夯实研究基础、培养学术直觉，会有很大帮助。就我个人体会而言，注书的过程，一方面会迫使你革新以往浮泛笼统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要求你不能盲从前人成说。你必须随之扩大研究视野，跟随诗人的笔墨，走进历史碎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文献，往往成为解开其他问题的钥匙。
当然，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比较重要的唐集大多已有注本，有的甚至不止一种。再作新注，既可能重复劳动，又未必能后出转精。但这不意味着经典别集的整理工作已经完成。学术如积薪，后来者依然有继续作注的空间与必要。此外，我们也可以转换思路，从单个作家扩展至一个流派来作注，例如《坡门酬唱集》那样的路径。再者，如果学术分工不过分拘泥于断代，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或许也可以将目光投向宋代及以后的重要别集，通过校注去确认其中哪些堪称经典。这或许能帮助我们发掘出属于某个时代的新的经典之作。
李成晴注白集、杜集的过程，其实也是对个人学识的一个全面的自我检验过程。比如注杜诗，会涉及到天文、历法、舆地、墓葬、宗族、婚姻、制度、风俗等方方面面，甚至还得考察杜甫的数学水平，您在校注时是如何应对的？
谢思炜最基本的方法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去查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很难在起步之初就把所有传统学问都一一掌握，再来做研究；更何况在几十年前，学习条件本身也很受限，那时想要查找某一方面的专门书籍，往往资料稀缺，无从获取。现在情况当然好多了，即便是相当冷僻的领域（比如历法、葬法），也有可能查到相关资料。因此，我想特别强调目录学素养和基本常识的重要性。遇到一个问题，你得清楚该去哪些部类中查找，心中有数，查起来才会更有效率。这种带着问题去读书、有目的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我理解的修身养性式的阅读，是有所不同的。
有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例如关于白居易“伪文”问题，自岑仲勉先生《白氏长庆集伪文》发表后，学界既有赞同，也有反对，如花房英树、平冈武夫等学者就认为这些并非伪作，而是白居易的“拟制”。我在《白居易集综论》中，主要从白集版本源流的角度论证这些制文并非“伪文”，但当时未能完全坐实。后来在撰写《白居易文集校注》时，我专门分析了唐人撰写拟制的几种情形，反驳了“写拟制会开罪于人”的说法，并从文本内证进一步论证这些实为拟制，而非伪作。关于“拟制”问题的澄清，也反映出日本所藏古抄本金泽文库本在保存白集原貌方面具有重要价值。该本在卷题下仍保留“拟制四十三道”字样，而宋绍兴刻本《白氏文集》中这一信息却已遗失。
李成晴您曾经在唐诗课上讲到，校读唐诗要联合年代（《资治通鉴》）、地理（《元和郡县图志》《唐代交通图考》）、宗族（《元和姓纂》）、婚姻等背景性因素，您能再举例谈一下吗？
2016年访谈者李成晴博士论文答辩会现场与导师谢思炜先生合影
谢思炜以《咏怀五百字》为例，仅阅读诗句本身已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若能将其置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历史情境中，再结合地理文献与地图，甚至亲赴“现地”体验，便更能体会到杜诗那种难以企及的深刻与厚重。在研究唐诗与唐代诗人时，宗族与婚姻问题是无法绕开的。我曾对白居易的世系婚配、元稹的母系家族，以及崔郑家族的婚姻关系作过个案探讨。例如，在为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作注时，我意识到有必要追溯元稹母亲郑氏所属的平简公房世系，并在《全唐文》与新出墓志中搜集相关材料。后来，我与研究生王昕、燕雪平合作，分别对荥阳郑氏的世系与婚姻关系展开研究，最终共同完成了《唐代荥阳郑氏家族——世系与婚姻关系考》一书。事实上，这类调查完全可以扩展至唐代各个重要家族，最终整合为一份全面的总表。这项工作看似属于史学范畴，但“文史不分”确实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理想境界。坦白说，我自觉在这方面仍有诸多不足，对唐代历史的掌握也有限，因此平时不太敢轻言“文史不分”，唯恐方家见笑。
李成晴关于白居易、杜甫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很多成果。尤其关于杜甫，古代也有较为著名的注本。您在注诗的时候，如何处理前人之说？
谢思炜就注本传统而言，白集与杜集呈现出两极化的差异。杜集素有“千家注杜”之说，而古人却从未系统注释过白集。正因如此，为白居易集作注时，可发挥的空间自然比注杜集大得多。自20世纪以来，学界尤其是唐史领域如陈寅恪、岑仲勉等先生的论著，对白居易的讨论较为深入，朱金城先生也著有《白居易集笺校》。我在校注过程中，自然尽量吸收这些成果。例如，白居易在《宿荥阳》中自称“生长在荥阳，少小辞乡曲”，朱金城先生引用《醉吟先生墓志铭》中“大历六年正月二十日生于郑州新郑县东郭宅”一句，以此证明白居易生于新郑。然而这篇墓志铭早在陈、岑二位先生处已被断为伪作。我在校注中仍采信陈、岑的观点，并通过考证指出白居易的出生地实应为长安。再如《长恨歌》中“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一句中的“鸿都客”，朱金城先生《白居易集笺校》认为“鸿都”指鸿都门；王汝弼先生《白居易选集》则认为“鸿都”与“上都”“大都”类似，皆指长安；周绍良先生则提出“鸿”通“洪”，“鸿都”即“洪都”，而洪都指江西，江西又有道教名山龙虎山，故“鸿都客”也指道士。要对这三种说法作出评判，就须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我采取的办法是考察唐人是如何使用“鸿都客”与“鸿都”这两个词的。结果发现，唐人并无以“鸿都客”指代道士的用例，而“鸿都”则皆指长安，如张说《送薛植入京》中便有“青组言从史，鸿都忽见求”之句。至于杜甫集，古今众说纷纭，内容繁杂。经过仔细甄别，仍可看出几种宋本以及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注本水平最高。正因为这些注本均已出版，我在作校注时便觉得没有必要罗列各家旧说。总体而言，注杜集时，我的想法是尽量追求简洁与精要。
李成晴在研读您的《杜甫集校注》时，我们常会注意到一些对前人成说的突破，如《塞芦子》《北征》等诗，还有一些字词新说如“读书破万卷”“数金怜俊迈”等。
谢思炜“数金怜俊迈”这一句究竟如何注，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杜甫的数学知识》。根据杜甫能用《大衍历》算秋分大、小余，以及按“卧马”葬法算“二十四步”，可以看出杜甫的数学水平很不错。在校注杜诗时，我一直想解答自己一个长久以来的疑问：杜甫的学问究竟如何？比如，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想要带着很多卷轴装的书籍是不现实的。那么，他的诗中那么丰富的知识和信手拈来的典故都是怎么来的？尤其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一些诗像《留花门》《塞芦子》，显示出杜甫对战局走向敏锐且精准的预判，王嗣奭《杜臆》就说“明是条陈边事，岂可以诗论”，评判很到位。这不是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老杜”形象所能涵盖的。
李成晴您的《杜甫集校注》和仇兆鳌《杜诗详注》的体例设计也不太一样。如果说仇注是“详注”的话，您的注显得比较简洁，有时甚至给人惜墨的感觉。
谢思炜我最初的考虑主要是从阅读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在读书时，通常会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注本，以便在有限的时间里，系统读完一位重要诗人的作品。说得更远一点，我希望能通过新的校注工作，尝试替代过去通行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为大学里的专业研究生提供一个更便于使用的读本。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是否真的做到了，包括书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有待他人继续推进和完善。在校注杜诗时，面对前代众说纷纭的观点，常见的处理方式是作集注或汇评，也就是列举各家代表性说法，再把历代对同一首诗的评价罗列出来。这样做固然有其价值，但篇幅往往很大，出版成本也高。因此，在《杜甫集校注》中，我没有采用集注汇评的体例，而是在经过自己的判断后，只引用那些我认为关键的说法，力求把每一首诗讲清楚即可。
李成晴研读您的三部校注，有时感觉到字里行间您有些想法没说出来，是不是也受“校注”这一体例的影响？
谢思炜应该是这样。我们通常所说的“注书”，有“校注”“校笺”“疏证”等不同体例，它们在定位与功能上各有侧重。例如，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重在通过诗文引出问题并加以解决，而朱金城先生的《白居易集笺校》则更偏重于揭示白居易诗文的历史背景。相较之下，“校注”这一体例在思想发挥方面确实有所局限。在实际注书过程中，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因注释而引发却无法在注文中充分展开的问题，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思想上的触动，这时便会另写专文加以探讨。比如在注释白居易作品时，我注意到中唐时期的道教批判运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令人深思的命题：一方面，理性精神在当时确实有所高扬；另一方面，贪欲、本能、习俗势力、偶然性以及种种现实困境，又会一次次将理性压倒，使社会重新陷入昏暗与迷茫。这种理性与愚昧之间的角力，在个人与群体层面不断重演，而中唐道教批判运动的兴起与反复，正是这一张力在历史中的具体体现。
四、汉语诗歌的词汇与句法研究
李成晴您最近刚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新书《汉语诗歌的词汇与句法》，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吗？
谢思炜：《汉语诗歌的词汇与句法》，中华书局2025年版
谢思炜这项研究工作大约始于2012年。这本书主要探讨汉代以后五言诗与七言诗中的词汇与句法问题。从方法上讲，这类研究属于汉语词汇学与句法学的范畴，只不过研究对象较为特殊，是汉语中的古典诗歌文本。我最初设定的目标，是系统描述魏晋至唐代诗歌词汇体系的发展与演变。然而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根本性难题：如何划分诗歌中的“词”？尤其在古汉语中，如何准确判定双音复合词更为困难。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计算机方法尚难以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因此我决定缩小样本范围，主要依靠人工方式进行研究。当然，古籍数据库的逐词检索功能仍提供了很大帮助。具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考察几种早期五言诗的词语使用情况，并参与《古诗十九首》、“李陵苏武诗”真伪等核心议题的讨论中。其二，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文选》所收五言诗及唐诗样本中高频词的分布规律，追踪部分常用词的历时演变；同时将样本诗中出现的复音词逐一找出，追溯其源头，并统计其在各时期诗歌中的使用频次。其三，研究诗歌中的特殊用语，历代文人创造了大量独特的“诗语”，这些词语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书中也专门讨论了韩愈等人的“造语”实践。
在句法方面，以往存在一种说法，认为部分汉语诗歌“不合语法”。然而在我所调查的诗句中，虽存在打破常规诗歌节奏的例外，却没有一例真正违背汉语语法规则。中国古代虽未发展出系统性的语法学，但这并不妨碍诗人的句子本身是合乎语法规则的。我尝试设计了一套新的句式分类系统，对调查样本中全部近一万句诗逐一进行句法分析与归类。宋代以后的诗句虽未纳入本次调查，但未来若有需要，也可将其纳入此系统进行对照分析。此外，这一系统也可用于与日本、朝鲜等地的汉诗作品进行比对，检验其仿作是否符合汉语的语法句法规则。当然，开展这项工作，也需要对域外汉籍有较为充分的调查基础。
李成晴您近年在做的汉语诗歌的词汇和句法研究，是像注杜诗一样是早年种下的种子，还是近些年一种自然的学术进路？
谢思炜关于诗歌的词汇与句法问题，并非我早年就有的研究计划。按照启功先生那一代学者的思路，他本人对这类“形式化”的分析方法并不十分感兴趣，甚至可能有所保留。在启先生看来，若以现代句法理论去解析古典诗歌，很多地方难以讲通。他更重视的是诗文的声律问题，尤其关注其在旧体诗写作中的实际应用。在这方面，我自觉功力有限，便有些知难而退了。后来在研究《文选》诗歌时，我曾记起启先生关于“三字脚”的论述，并加以引用。而我在从事白居易集、杜甫集的校注过程中，频繁涉及诗歌语言的表达问题，逐渐体会到词语本身的魅力，它们的来龙去脉、意义演变、构词方式与句法特征，都引起我持续的关注。有一段时间，我专门对白居易讽喻诗的诗体结构、语言特点及言说方式作过探讨。这些前期工作，让我逐渐意识到开展汉语诗歌词汇与句法研究是可行的，也认识到这一领域需要严谨、系统的语言学知识作为支撑，不能再仅依靠古人诗话中那种印象式、模糊化的评点方式。
李成晴您在北师大的文学史课，有位课代表后来写文章回忆，您讲文学史的特点是不单讲作品，还探讨字、词、句、章、结构、音韵等形式美因素。这大约是您关于诗歌词汇与句法研究的“前传”？
李成晴您的诗歌词汇与句法的调查，研究主体是唐诗。您的研究流程是如何展开的？
在研究初期，我注意到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曾在2000年开发完成“唐宋诗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从唐宋诗歌语料中自动提取了四万余条词语，也参阅了胡俊峰教授《唐宋诗之词汇自动分析及应用》等相关论文。在材料方面，由于我已先后校勘过《白氏文集》与《杜工部集》，因此在分析诗歌句法时，对这些文本较为熟悉。例如，关于杜甫五律中“失对”现象的研究，即以《杜甫集校注》为调查对象；对白居易五律句式新变及其七言诗特殊句式的研究，则基于《白居易诗集校注》展开。
李成晴您曾提到过您在研究“诗歌词汇系统”，能具体讲一下吗？
谢思炜它首先是一个兼具独特性与传承性的诗歌专用词汇体系，明显区别于一般文章、俗文学乃至日常口头表达。我的研究聚焦于唐及以前的诗歌词汇，即“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诗歌词语演变”这样一个题目。自魏晋时期起，诗歌中逐渐形成了一批特有的词语或固定搭配。这些词汇或源自古代典籍，也可能是诗人为营造特殊意境、表达独特情感而创造的新词（即“造语”）。经过长期使用与演变，这些词语逐渐累积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诗歌词语库”，后世诗人在创作中往往不自觉地沿用它们，由此形成一种持续传承的语言传统。若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则需要进一步关注诗歌创作中特有的词汇选择、组合和运用方式。
李成晴关于汉语诗歌的研究，无论从断代还是家数，深耕的话很容易导向细碎，看起来一个时代的学术都在做个案；但要综合讨论的话，有时又可能像《庄子》说的“泛若不系之舟”，有没有一种理想的“中观”研究？
谢思炜首要的还是看你能否提出真正的问题。无论是诗歌内在的艺术特质、外显的形式特征，还是诗歌与时代人事的关联，只要发现其中有不同寻常之处，就要有能力将其转化为问题。此外，研究中技术性的考证与思想层面的关怀，二者并非截然分开。扎实的考证背后，往往蕴含着学者的深层关切，他可能在文章中只呈现具体的考证过程，但背后指向的或许是另一个未曾明言的更大问题。然而，提出问题并非凭空而来。记得读书时，聂石樵先生曾为我们做讲座，谈到“论文题目是从哪里来的”。他说，题目是从长期的研究积累中自然浮现的。如今回想，我也有相似的体会。我自己提出的一些问题，大多是在校注白居易集、杜甫集的过程中自然遇到的。比如“拟制考”这个题目，就是在校注时发现相关文本存在疑点，于是不得不去查阅前人如岑仲勉先生的说法；在梳理各家材料后，发现这个问题其实并未真正解决，便只能暂时放下手头的校注，先把这个问题厘清，而研究成果最终也会在校注中得以呈现。也就是说，在校注过程中不断培养提问能力，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怀疑意识。
李成晴您接下来还有怎样的研究计划？
谢思炜目前我仍在进行唐诗的句法调查工作，预计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专注于做自己能力范围内能够完成的研究。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有些课题尽管很有意义，但如果超出能力所及，最终也只能选择放弃。因此，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量把选定的题目做好、做扎实。之前从事白居易集、杜甫集的校注工作也是如此。当时觉得有可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就投入多年时间，最终完成了。当然，专注于这类基础文献工作，也意味着个人研究方向的某种限定。注书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工程，因此很难像其他学者那样，从容地展开文学史或文学思想方面的宏观研究。这方面我也考虑过，但即便真的转向，也未必能比别人做得更出色。最近几年，我计划先集中解决唐诗句法中的几个具体问题。至于这个课题的长期目标，我希望能逐步建立一个相对系统的汉语诗歌句式分类体系。
本访谈准备过程中得到已故陈翀先生的帮助，谨此志感！
*文中配图均由采访者提供
李成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文献、古典文献学研究，著有《唐集体例笺证》等。
｜新媒体编辑：王一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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